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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布鲁姆必须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学作品的创新是无限的、永远的，而且是普遍性的。如果他的这个前提不能成立的话，他的观点会有狭隘之嫌。他将会把绝大多数人，那些第三世界的人，那些妇女的写作拒之门外，文学又变成了少数人的孤芳自赏的产物。而他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又是什么态度呢？他认为“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11]他的观点有点过分的贵族化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是后现代的平民主义，文学写作者越来越多，出版和发表越来越容易，文学标准的确定将变得非常困难。这就直接影响到经典的确认，深刻有力的作品不是没有，而是它容易被平民化的写作，容易被消费主义时代需要的大众参与所覆盖。确实，在文学生产更加平民化的时代，平民化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平庸化的时代，它会淹没少数天才。与布鲁姆相反的是这样一种平民化的批评理论，它与文学的平民化和平庸化的历史保持同步的，并且使平民的平庸历史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也具有了时代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理论使大众化写作成为一种历史话语。确实，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文学理论，显然是预见到文化工业时代的来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还倡导知识分子的最后的英雄主义，也存在着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批判理论发展到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批评的时期，解构西方经典则成他们的任务。但解构经典何尝不是对经典读解的一种方式？解构经典何尝不是福科式的话语权力的再生产方式？在解构的名下，并不是文化的虚无主义，而是文化生产，知识生产采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运作形式而已。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经典是不死的，不会因为解构而死去，经典的死，只是因为遗忘，只是因为不再存活于当代的话语场域。如此看来，一方面，我们看到，批判理论为基础的新理论批评（包括文化研究）不可避免要与文学的经典价值建构产生紧张关系，经典的确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当代的经典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存在和再生产，同时新的经典的建构也依然有可能幸存下来，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对经典的读解变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在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上，当代文学批评或许可以找到自己幸存的依据。
[1] 本文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课程的导论节选部分，经修改而成文，可能还保留一些口语成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2] ［法］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六说文学批评》，郭宏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第34页。蒂博代原书名叫《批评生理学》，中文译本书名叫《六说文学批评》。
[3] 同上书，第37页。
[4] 参见《诗人与时代》，伦敦，费伯出版社，1955年，第71－92页。
[5] W.J.T.米彻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中文译文可参见杨国斌译，载《外国文艺》1989年，第2 期，第62页。
[6] 据统计，美国大学的教育经费远高于中国大学的经费，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任何一所长春藤大学一年的经费，相当于全中国大学的经费总和。近二年中国的高教经费有所上升，但二所长春藤大学也足以匹敌全中国的高教经费。
[7] 米切尔的讲演稿发表在“文化研究网站上”。参见W.J.T.米切尔《理论死了之后》 ，李平译， 载文化研究网站，发布时间：2004-7-26。
[8]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江宁康译，2005年，第5页。
[9] 四君子是：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拉夫·哈德曼。
[10]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第5页，2005年4月第一版。
[11]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第8页，2005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