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1)(2)

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

于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

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 [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

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学人对清代学术史中求新求变因素之强调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时代及徐松后的时代中，种种因缘造就了学术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学的“显学”之声势，也成就了“显学”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会将边疆史学与今文经学、盐业、河工、漕运等并称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嘉道时期的学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对清代大一统的歌颂中包含的是对清代边疆现实统治的肯定，而龚自珍、魏源及沈垚则以对现实批判为出发点，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中西域设置行省的主张[45]、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对“捐西守东”主张的批驳[46]，都在对当时边疆政策的质疑中提出的变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讲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知识认识，而到了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价值判断，对西北知识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来的议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学术意义，而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研究更具思想影响。

至此，我们对徐松及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经世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学术史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知道，复兴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面相，经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个侧面。

但无论徐松所传输的现实西北知识，还是龚自珍与魏源等人对于西北统治的对策，必须直接依赖于第一手的现实材料。没有实地目验这一中国传统地理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没有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实测的技术支持，就难以对现实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现实统治的对策均可能成为空谈了。徐松东返之后，随其研究渐渐转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经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关注这一研究现象“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同时，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种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传统史志研究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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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们回溯自己的治学历史渊源，寻找学术遗传基因时，往往自觉认同于清初学者顾炎武。徐松曾关注顾炎武诗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们今天考察他们的学术根基与资料支持，不难发现，其研究接续于中国传统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传统史志研究是伴随考据学的兴盛而推进的。清代史学大家王鸣盛将史学研究任务归纳为四：校勘前史文名讹误、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48] 乾嘉史学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传统史志的订补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学术兴趣与著述活动即属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于左眉。左眉是为桐城人，为学私淑方苞，学问直接师事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49]对于桐城派所倡言义理、词章、考据，徐松专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50]。后人刘声木也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51]。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试之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取向，即专心考据。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带来学界对于材料文献的重视。梁启超曾将清代朴学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而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52]，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的修撰产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而《四库全书》修撰活动最早即开始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徐松自嘉庆十年（1805）中试至嘉庆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学政六年间，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53]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54]。徐松辑录古籍与当时学风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视为清代史学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据学的濡染很深，无论就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与之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这样的学术根基，徐松注定会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学者，只是谪戍生活稍稍改变了他学术生涯本来的轨迹。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叙事方式与体例安排基本遵从考据学兴盛之时的传统史志研究。

清代考据学家那里，考据家的精力与智慧除集中于经书经义的研究而外，对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贡》、《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水经注》一书还引起了学术界持续一百多年的一桩公案，至民国时胡适等人参葛其中。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纷争与对立，同时也是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介与舞台。学人以参与学术争论而走入学术圈之中，他的观点无论被接受或是遭驳斥，都是学术圈对他作为学界一分子的承认。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种考据学家所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来完成，从而也很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可。

徐松对于新疆水系认识的基本思路是与《水经注》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水经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国之海，新疆谓之淖尔，发源注淖尔者，为经流，附他水以入淖尔者为枝流，至其余细水，自行自止，则以地多沙碛，往往渗漏入沙。”[56]叙述时他也仿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注释水经的方法，即简记详释：“记则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释于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于枝水曰发、曰经、曰汇。”[57]为志传作校勘补注为清代考据学家所擅长，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从书名到以“补曰”而对正文所作的小字注文形式都与当时考据学家所作的志书校补类的著作没有分别。

于是后人评判《西域水道记》时，很容易为它在传统水道研究的理路中找到一席之地，所谓是“黄宗羲《今水经》、齐次风侍郎谓其南详北略，作《水道提纲》补之，不若徐星伯之专究一方者为足据也”[58]。而《汉书西域传补注》更是对古人注文的超越，即“驳荀之误”、“正颜之疏”[59]，其成就为光绪年间王先谦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补注》所吸收[60]。

其次，徐松的考证方法是对于汉学方法的继承与超越。

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简单而言，主要是三种：文献与文献的互勘；金石与文字的互证；文字音

韵的推断。考订内容不仅在于解释文本内含，考证史实官制，纠正前人传注之误，同时也很重视对于文本本身脱衍夺漏的研究。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古典文献从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史料，从新旧唐书、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到清代官书私述及史志著作，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在后来返京后的20余年中他还在不断运用新见史料去补充已成著作。在徐松所使用的丰富资料中，有很多是前代人们难以见到的，同时也得益于考据学前贤对于史料的重视，及由些而进行的辑佚与考释工作。如《长春真人西游记》[61]、《元秘史》及《元圣武亲征录》得自钱大昕等人的录副与辑存[62]，《华严经音义》为孙衍、臧镛等人校刻刊行[63]。这些史料的使用均赖前人的积累。

考据学者不但重视文献互勘在考订中运用，而且常常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清初的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64]，乾嘉时钱大昕有《金石文字记》[65]，徐松老师辈中翁方纲著有《两汉金石记》，友朋间严可均撰有《铁桥金石跋》，徐松也是“性好钟鼎碑碣文字，谓足资考证”[66]。友人翁树培以唐王仲堪墓志见赠时，他亟命工拓数十纸，分赠海内金石家[67]；视学湖南时，他曾在桂阳州得南汉大宝四年铜钟，并以铭刻文字来印证史料[68]。他的《唐两京城坊考》成书过程中，曾“採集金石传记”[69]，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墓志碑铭。这一特点在他的西域著作中仍得到发挥。他以《汉吴仲山碑》证汉代“翔”与“详”同假借[70]，以《后汉裴岑碑》来释清代镇西府城西北为古之蒲类海[71]以及对于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山中，旧有《张骞碑》的三度寻访都是明证[72]。徐松著作中所收西域碑刻在民国以后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与《西陲石刻后录》即以徐松《西域水道记》所录碑刻为线索[73]；在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斯坦因（Stern）、郭鲁柏(Goloubew)等人也都使用过徐松所录碑刻[74]。

至于以小学之法、音韵之学来解字证误本为清人考据的主要方法之一，徐松虽不以小学名世，但他平日的小学功力之精在其《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中可见一斑。[75]《西域水道记》中也有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注文之处[76]，这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也可以窥斑见豹。

徐松在娴熟运用清代考据方法的同时，对于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考据学成果，吸收之广泛、了解之及时令人惊讶。以《汉书西域传补注》为例，其中征引各书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著作、王念孙《读书杂誌》为清代乾嘉史学及校勘学的扛鼎之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清代小学界一大创作。[77]《说文解字注》首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78]，而那时徐松已居伊犁四年，正在筹划着重修志书；王念孙的《读书杂誌》所刻诸部分最早不过嘉庆十七年（1812），最迟至道光十二年（1832）才刊竣[79]，其刊行已是徐松赴西北之后的事情了。仅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中，徐松就二十七次引用《读书杂誌》、十一次引用《说文解字注》，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并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意识与学术态度，显现着他对于汉学成果的关注。另外，我们也可从中想见他与当时考据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充分吸收乾嘉时期学术养分之后，徐松终于成长为“乾嘉之学精”理路中一代学者，其后期的著作《元史地理志》、《新斠汉书地理志》等即是传统史志研究的代表作。

不过，徐松西北史地著作对于传统考据做了超越。其最大的超越在于为传统考证引入了实地考察验证的方法。徐松的史志研究虽与前人的史志研究一脉相承，但由于实地考察方法的注入，其成就相当突出，可谓是“疏证得自目验”，不为“穿空于故纸堆中旁参互证”[80]。在他的西域三种著作中，随处可见实地验证的例子。

徐松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资料来验证清代平定西北、确定建置的情况，还以实地考证的结果来修正前代文献记载的错误。《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几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离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记》更是他通过实地调查并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中对文献的纠误之处也不少。《水经注》曰：“其水（指海都河——引者注）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徐松言“余证地形，渠犁为尉犁之误”[81]。《汉书》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补曰：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与《水经注》所记对照，认为此处是“汉书传写夺‘千’字”。[82]《汉书》记：“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对其中所记天山为何处，后人众说纷纭，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库勒淖尔南之山为天山，盖误于章怀。余往来西域登陟此山，虽云险峻，而只十五里，不足当天山之目上”。而“汉时以今哈喇沙尔城北之博罗图山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达山以东”[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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