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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1)

2013-10-11 01:28

　　[摘要]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陈澧；汉宋；王懋竑；顾炎武
　　
　　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字兰甫，一字兰浦，人称东塾先生。陈澧早年受业于广东学海堂，秉承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所著《切韵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汉学旧辙，融合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晚年所著《东塾读书记》，阐发孔孟要义和五经大旨，考索经学源流正变，通论古今儒学得失，为其代表作。
　　在陈澧经学观的演变过程中，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王氏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使陈澧契接朱子学，这是他会通汉学和宋学的关键；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则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以下详述之。
　　被称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倡乾嘉汉学之风。道光四年创建学海堂，仿抚浙时的诂经精舍例，以经史小学课士。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师法……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训诂考据学在广东兴起，而学海堂则成为汉学重镇。
　　1826年，时年十七岁的陈澧应学海堂季课，开始接受乾嘉朴学教育。从1826年至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陈澧尊奉汉学，撰写了《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散篇的考据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图说》、《深衣说》、《校毛传也字说》、《月令考》等。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转折点。会试南归途中与友人李碧舲的争辩，促使陈澧反思汉学，正视宋学。他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全赖甲辰出都，途中与李碧舱争辩，归而悔之，乃有此廿年学问。”学术视野的拓宽，使他摆脱了乾嘉汉学的束缚，陈澧说：“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之学，北宋司马温公之学，胡安定之学，唐韩文公之学，晋陶渊明之学，汉郑康成之学。再努力读书，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学欤?”
　　1844年到1850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二阶段，是其经学观的酝酿时期。走出训诂考据学的旧辙之后，内忧外患的时局使他迅速融入到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中。他认真研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称赞他是有志之士，但对“以夷攻夷”说并不赞同。陈澧认为，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并非治本之术，根本之道在于强国强兵：“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不循其本，而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譬如人有虚赢之疾，不务服药培补，而但求助己者出与人斗，可乎?……国威已振，大患即除，何必复攻之海外，以成奇烈哉?海外奇烈，语见《圣武记》。”从埋首考据到关注现实，这一转变促进了陈澧通经致用观点的形成，强调正人心、崇廉耻、清吏治乃务本之策，表明陈澧开始认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学要义。
　　1850年起，陈澧研读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朱子学有了真切体悟，以此为契机，远绍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确立了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和回归孔孟的经学观。这是陈澧治学的第三阶段。此后三十余年的读书治经，是这一经学观的逐步深化和具体展开的过程，《汉儒通义》的编纂和《东塾读书记》的撰写都贯穿着这一经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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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年陈澧写信给徐灏说：“近得王白田《朱子年谱》，其附录《朱子要语》一卷尤精，亦欲付玉生刻之。澧于此书，微有所得，不敢告人，但可为老弟道之耳……吾两人读书皆同，惟宋儒书弟未读。此不可少，又不宜再迟，盍及今读之。百年以来，专门汉学者多不读此，亭林、百诗则熟读之矣。”徐灏与陈澧同龄，精研训诂小学、乐律和算学，和陈澧的为学兴趣相仿。此前陈澧与徐灏的来往书信中，多谈及训诂小学方面，从未劝他读宋儒书。可见从1850年起陈澧对朱子学有了重要体悟，故而劝徐灏必读宋儒著作。信中举顾炎武和阎若璩的治学为例，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陈澧摆脱了乾嘉学术的束缚，能从今至古，由近及远地考察经学源流正变。超越闻见之知，突破时代的学术风气，这是陈澧最终成为通儒而非专门家的重要原因。第二，清初汉学下开乾嘉考据思潮，但与乾嘉学者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着“走出理学”这一课题。顾炎武尊崇程朱理学，兼融汉宋；阎若璩虽崇汉抑宋，但对程朱理学也未轻易贬损。顾、阎对理学的态度固然有不同，但他们都熟读朱子书。陈澧指出这一点，说明他的汉宋藩篱趋于消解。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陈澧的经学观有怎样的影响，分析他写给徐灏的另一封信，可以约略得到答案：“来示云，百余年后，士不复区分汉宋，到此自是胜境，其流弊则有浅尝之病，过此以往，又不知作何补救之法。澧则谓此病已见，不待百余年后矣……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此朱子所云欠小学一段功夫。我辈既无势力以振之，又不尚声华标榜，惟有著书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以教学者，使其易人，或学者渐多，有可望也。以朱子之覃精著述，博极群书，而末流之弊，至入于空疏固陋，岂非欠小学工夫之故。朱子本重道问学，而后儒学之，反成偏重尊德性矣。近儒号为明小学，然其书岂学僮所能读?则虽谓之欠小学工夫可也。初学欠小学工夫，岂能读近儒奥博之书，此其所以易衰歇也……如能补小学工夫，则汉学宋学皆有基址，然后可以义理考证合为一矣……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四科……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此两派者，其末流之弊，皆人于无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争而偏废，则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谈理学，埋头而治章句，皆大有益于世，无用即是有用。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从之，则或为空疏，或为繁碎，不但无用且有害矣。”
　　第一，认为朱子主道问学。王懋竑作《朱子年谱》的宗旨之一即是辨明朱陆异同，驳朱陆早异晚同之说。王懋竑认为朱子早年偏于尊德性，晚年则主道问学，与陆象山早同晚异。基于此观点，王懋竑选录了朱子1173年以后的论学要语158则，成《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附录于《朱子年谱》。实际上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尊德性和道问学，涵养用敬和进学致知，下学和上达是统一的。朱子与门人弟子论学，往往因人说法，以纠其偏，故而或言尊德性为本，或曰道问学为先。但王懋竑基本上只选录朱子强调道问学的相关论述。朱子在《答许中应》中说：“夫道之体用，盈于天地之间，古先圣人既深得之，而虑后世之不能以达此，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诲饬于后人者，无所不备。学者正当熟读其书，精求其义，考之吾心，以求其实，参之事物，以验其归，则日用之间，讽诵思存，应务接物，无一事之不切于己矣。来论乃谓读书逐于文义，玩索堕于意见，而非所以为切己之实，则愚有所不知其说也……”朱子因驳许说之偏，故而强调由读书以穷理。王懋竑选录了此信，认为这充分证明朱子是主道问学的，并加以考辨发挥：“《答许中应》：‘熟读其书，精求其义，考之吾心，以求其实，参之事物，以验其归’，则致知处即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读书所以为学，未有为学而不自于读书者。读书不离于章句训诂之谓，朱子晚年与人书，其发明此意甚详，故曰‘持敬穷理，不是两事’，盖屡言之。”陈澧完全接受王懋竑对朱子学的定位，在上封信说“其附录《朱子要语》一卷尤精”，在本封信则明言“朱子本重道问学”，这是陈澧读此书最关键的心得。
　　此前陈澧研读朱子书是从《文集》人手，而《文集》和《语类》卷帙浩繁，且其中相当部分是谈理学义理的，陈澧对之难以契合。而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于不大的篇幅中，对朱子的为学次第、学术思想纲目并举，论述简明，考核精当。细读此书者，必然折服于朱子的研精经史，博学多识。对沉浸汉学多年的陈澧而言，此点尤易引发共鸣，所以他推崇朱子是“覃精著述，博极群书”，当然，这也加深了陈澧的“朱子本重道问学”的观点。由此，宋学和汉学，理学和经学就找到了相通处，陈澧会通汉宋，尊郑亦尊朱的经学观实由此发其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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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汉学自乾嘉以来，兴盛了百余年，此时已显衰象；而宋学在宋、元、明七百年问盛极，有清以来依然衰而不歇。陈澧认为，朱子讲下学才能上达，(《朱子年谱》及附录《切要语》中此类表述极多)即从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工夫达至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这种由易到难、从浅到深的为学次第使宋学有了绵长的生命力。他由此得到启发而反思汉学衰歇之由，原因之一是欠缺“朱子所云小学一段工夫”，所以仅仅百年就风气渐衰。朱子所说的小学工夫，主要是指洒扫、应对、进退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道德启蒙教育。陈澧所言，则是指训诂、音韵、天文、算术、地理等方面的启蒙读物。编写启蒙读物，并非读《朱子年谱》之后才有的想法，但把缺乏入门读物作为汉学衰落的重要原因，则是读《朱子年谱》的心得。陈澧晚年所作《东塾读书记》贯穿了引导初学的宗旨，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展开。
　　第三，考据的重要性，先前陈澧屡言之，而拱手谈理学也有益于世，则是他的新见解，可见陈澧已把义理提到与考据同等重要的位置。以道问学的维度推尊朱子学，一方面突出了义理的重要，另一方面则强调读书为先，由此，读书与穷理应当并重，考据和义理必须统一。陈澧提出，以小学工夫打下治学的基础，并兼采汉学的考据和宋学的义理。这些都以“朱子重道问学”为其前提，王懋竑的经学观在陈澧经学思想的演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陈澧指导门人王峻之读朱注《论语》，每日一章，陈澧说：“又知，看《朱子年谱》觉有着手处，此已得其门而入，将来不可限量，愿更勉之。”可见陈澧认为《朱子年谱》是朱子学最好的入门书，他本人受益于此，并指点后学也看此书。顾炎武尊朱子，排陆王，而且对朱子学亦取其道问学一面，这和王懋竑《朱子年谱》的纲领是一致的。王懋竑是陈澧尊朱的引导者，研读《朱子年谱》，接受“朱子重道问学”这一基本看法，并由此契接顾炎武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这是陈澧经学观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其荦荦之大者有三，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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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谢寒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