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散文之特征(1)网(2)
2013-11-17 01:40
导读：北朝人虽然也重视审美，随着散文的发展，审美性不断增强，但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文章会遭到强烈反对。例如，北齐的王昕因咏南朝轻薄之篇而被
北朝人虽然也重视审美，随着散文的发展，审美性不断增强，但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文章会遭到强烈反对。例如，北齐的王昕因咏南朝轻薄之篇而被文宣帝高洋免官。《北史·王宪传附昕传》：“帝愈怒，乃下诏曰：‘（王昕）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此而不绳，后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41］无独有偶，隋初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42］。
第四，北朝人看重治国功业，而视文学为小道。实际上，一些上层贵族往往看不起文学，动辄以“刀笔”、“雕虫”、“小道”之类轻视意味的字眼对待文学之士。这种现象在南朝是绝少见的。北魏末，为胡太后父谥号一事引发一场辩论，颇有文才的袁翻受到轻视：“(张)普惠厉声诃（袁）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43］北齐文宣帝时，朝臣议《麟趾格》，太子少保李浑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44］窦泰违反军令而败亡之后，高欢责问杜弼为什么不阻止窦泰，“弼对曰：‘刀笔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议所不及。’”［45］又如《颜氏家训》载席毗嗤鄙文学事：“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46］席毗意思是功业是第一位的，可流传千古，然后才是须臾之玩的文学。北周的李昶也持如此观点：“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 ：‘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47］这样，北朝文学始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文学就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服务于政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第五，北朝重“理”的文学观也是形成散文实用性的因素。北朝文重“理”，“理深者便于时用”［48］。北朝人常把“文”与“理”相对，或“辞”与“理”并举，“理”指文章的内容，“文”或“辞”指文章的形式。如：
八月甲辰，（孝文帝）诏曰：“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49］
（宣武帝）诏曰：“辞理恳至，邈然难夺。”［50］
（邢颖）中遇沈痾，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51］。
（刘昶）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52］……
刘景安书规（崔）亮曰：“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53］
（裴景融）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理会处寡［54］。
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故处士赵郡李谧：……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55］
（献文帝）诏曰：“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56］
（孝文帝）曰：“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57］
（隋文帝）劳之曰：“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58］
（李谔）于是上书曰：“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59］
《颜氏家训·文章》：“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60］
与北朝文重“理”相对，南朝文则重“情”，所以，南北所重不同，文风则异。
其实，以上所论两大特征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反映后者。
总而言之，北朝散文表现出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的特征，和南朝散文重抒情尚词采的绮靡柔弱文风大异其趣。这主要是由南北之间文化上多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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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徐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