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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1)

2013-12-04 01:11
导读:历史学论文论文,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1)在线阅读,教你怎么写,格式什么样,科教论文网提供各种参考范例:   摘要: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

  摘要: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他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 王夫之;温柔敦厚;诗教
  
  诗教,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艺术教育方式之一,代表着儒家最基本的诗学观念。诗教的基本理论,形成于孔子,在汉代的《毛诗序》等论著中得到较为明确的表述。不少范畴和命题,如“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彰显出诗教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儒家政教诗学中的核心地位。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他的诗教论,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有普遍的理论意义。从对诗教的重视程度、阐释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等方面看,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的贡献大于以往的诗学家。可以说,他使传统的儒家诗教扬长避短、别开生面。
  
  一、“温柔敦厚”的提出
  
  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代称,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王夫之说:“‘为人’,谓学者言行趣尚之别也。‘温柔’,情之和也;‘敦厚’,情之固也。……‘愚’者,懦茸而不能断之谓。……‘深’者,择之精而得其实之谓。《六经》之教,皆穷理尽性,本无有失,立教者得其精意以导学者于大中至正之矩,则人皆兴起于至善而风俗完美,……”(《礼记章句》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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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温柔敦厚是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情性或品德修养而言的,主要是指经过《诗》的陶冶,人们富有温良的善意、诚朴宽厚的人格底蕴、温厚和平的性情、从容深厚的风俗。温柔敦厚虽然是具有共通性或普遍意义的性情基调,但并非性情和《诗》教的全部内涵,应与人的心灵的其他要素相辅相成,以免造成“愚”的偏失。《礼记·经解》意识到温柔敦厚可能有所偏失,因而强调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后世不少论者在批评“温柔敦厚”的《诗》教时忽视了“不愚”的一面,导致误读。
  孔颖达借用《毛诗序》的观点,以“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来解释温柔敦厚,仅仅揭示《诗》的一大特征及温柔敦厚的一大动因,未从“《诗》可以兴”、“上以风化下”等角度立论,有片面之嫌。他认为使民众不至于愚的关键是“以义节之”,施教者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使温柔敦厚的性情与礼义的节度相协调。“以义节之”,近于《荀子·不苟篇》所说的“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大意是君子能以义随变而应,其所知所行恰当于是非曲直。
  从根本上讲,“不愚”就是明智、聪慧,有真知。按照王夫之的注解,可以说,不愚意味着人能明断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荀子·修身篇》有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这段话的大意在于:明辨是非则不愚。朱熹在解释《论语·先进》中“柴也愚”时说: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馀。由此可见,人在温柔敦厚的同时若有较丰富的知识或智慧则不愚。在这个问题上,王夫之的观点与荀子和朱熹大致相同。
  温柔敦厚主要是德的体现,不愚是智的体现。“温柔敦厚而不愚”的命题,着眼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彰显出《诗》教在德育、智育两大方面的功能,但缺乏审美的自觉,有待后人从审美的角度、通达的立场予以调整和改造。这个命题及《礼记·经解》中关于《诗》教的那段话未必出自孔子之口,但符合孔子的思想。《论语》中有里仁为美、民德归厚、温良恭俭让等说法,孔子注重《诗》在修身(涵养性情)、从政(通达事物情理)、交往(使于四方以《诗》专对)等方面的功用。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可以说,孔子的中和气质就是温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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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敦厚是一种性情中和的基调,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不妨碍性情中其他因素的多样呈现,这正如王夫之所说,温柔、敦厚是情之和、情之固。情之和偏重于外在的精神风貌,情之固偏重于内在的人格底蕴。
  
  二、从温柔敦厚到温厚和平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提出后,在从六朝到唐以前这段时间,并未得到大力张扬。难怪王夫之在评江淹《爱远山》时说:“夕秀初含,朝华已启,庶几温柔宽厚之旨,旷百世而嗣音矣。”(《楚辞通释》卷十四) 江淹(444-505)生活的年代,仅距汉末就已二百多年,距屈原的时代则更远。梁简文帝萧纲有一段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段名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六朝时期文艺的主流观念,与温柔敦厚即便不相反,也是相左的。可惜的是,萧纲所处的齐梁时期的诗并未因此而真正繁荣起来。
  但正因为温柔敦厚有着广远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后世在诗歌评论与创作方面才总会有所响应。宋代以降,温柔敦厚常被表述为温厚和平。北宋张载认为,置心平易,从容涵泳,然后可以言诗,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1]他所说的温厚平易,既是对作者气质情性的指认,也是对读者的心态或心境的要求。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加以解释: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此外,他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朱子语类》卷八十) “《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论语集注》卷七) 温厚宽和、温厚平易与温厚和平是一个意思,温厚是温柔敦厚的缩写,和平可谓中和、平易,中和即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易即心平气和、从容大度。与温柔敦厚相比,温厚和平并未附加多少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是强化了作者心气平易、艺术表现方式的中和、读者因从容涵泳而自得等方面的因素,与宋代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平淡诗风相因应。温厚和平的观念,虽与现实政治有或隐或显的关联,但主要是张载、朱熹等人在学理和诗艺的立场上有所自得的结果。尽管其中有浓重的理学气息,但却基本上承传着抒情传统,是自觉的,而非被动、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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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系辞下传》有言: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王夫之《周易内传》解释说:易,平也,易其心,不以极喜极忧而迫于言也。其《周易外传》又说:其心易者其辞易,故《书》简而直,《诗》至而和。“至而和”即至和,谓和顺温厚之至。易其心而后语,可以说是后世诗心宽和、平易观念的较早的思想渊源,而《中庸》则为温厚和平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在元、明、清时期,揭傒斯、高棅、李梦阳、胡应麟、胡震亨、陆时雍等人都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运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使之与审美的艺术精神渐趋融合,他们常用优柔、柔厚、忠厚、温厚和平、优游敦厚等词语评诗。这些词语是从温柔敦厚中派生出来的,切近具体的评论对象的思想与艺术特征,随所用而在意义上略有差别。如胡应麟《诗薮·内编》说:《国风》、《雅》、《颂》,温厚和平;优柔敦厚,周也。这里所说的温厚和平可能偏重于文体风格特征,优柔敦厚则是指时代风格,其间的意义差别不明显。
  
  三、别开生面——王夫之的诗教观
  
  王夫之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推崇委婉含蓄,反对直露促迫的诗风。他说:“微而婉,则《诗》教存矣。”(《诗经稗疏》卷一) “可以直促处且不直促,故曰温厚和平。结语又磬然而止,方合天籁。”(《古诗评选》卷五 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评语) “盖诗自有教,或温或惨,总不可以赤颊热耳争也。”(《古诗评选》卷二嵇康《酒会》评语) 这几段评语主要是从诗的艺术表现方式上立论的,从中可以看出:温厚和平与委婉含蓄、从容不迫并无二致,以这样的方式抒写喜怒哀乐,是诗教的应有之义。温柔敦厚原是就《诗》教陶冶性情的效果而言的。张载、朱熹等人把温柔敦厚的尺度从效果立场扩展开,兼顾作品、作者和评论家。如朱熹《诗序辨说》对毛诗《小序》把诸多诗篇解释为美刺时君国政的作法不满,认为“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王夫之也把温柔敦厚的尺度运用到诗的各个环节或领域中。他认为诗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也在于怎么写。所以,他非常注重诗的艺术表现方式,将其视为诗教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坚信诗的艺术价值与诗教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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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温柔敦厚的尺度,王夫之对出自杜甫的“健笔纵横”说加以抨击,他说:“……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古诗评选》卷五 庾信《咏怀》之《日色临平乐》评语) 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以此对庾信晚年的创作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不赞成人们对庾信所作的“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亡国之音”和“词赋之罪人”等指责。在王夫之看来,庾信情较深,才较大,晚岁经历变故,感激发越,遂弃早年为宫体所染的习气,偶尔狂吟,抒其悲愤,初不自立一宗,却无端为杜甫所推崇,被誉为“清新”、“健笔纵横”,被后人竞相仿效。王夫之并不一概反对清、新、健,他反对的是有违温厚平易、和缓迂回之旨的“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者”。他也不反对健讼之言,只是不希望诗如同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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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崔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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