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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汉代隐士的处世态度

2014-01-16 01:22
　　［关键词］汉代 隐士 处世态度 

　　［论文摘 要］隐士是汉代特别是中后期重要的阶层之一，本文试图从汉代隐士的处世态度中来了解两汉时期的隐士阶层。 

　　
　　隐士一直都是中国上重要的社会阶层，自范晔《后汉书》以降，历代正史中多有《逸民》、《隐逸》之类传。
　　所谓隐士，一般是指那些具有修养但却不肯入仕的人物。这些士人为何不愿入仕，有其不同的原因与背景。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肯入仕的士人，他们在实际上并无建树，但相较于那些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的人，他们在历史所享有的声名似乎并不逊色。从隐士的社会活动来看，在古代社会隐士所留下的行迹或许隐晦不明，但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与意义则颇堪注意。可以说“隐”是相应于某些特定的政治社会基盘上所产生的人物。而隐者之所以不愿入仕，又必有其思想上的动机。因此，从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应该是了解隐士的较佳途径。本文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来了解两汉时期的隐士阶层。
　　汉初，一条基本国策是采用“无为”的治术，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种国策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汉高帝十一年冬，刘邦曾经布告天下，其中心思想是说：“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对士这个阶层的重视与诱惑。这重视与诱惑加上无为的治术，便是一个无形的力量，吸引着士人参与西汉政权中来，这是汉初隐士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时期，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强，涌现出一批功利思想浓重的人物，也就是“有大志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是令人注意的一种社会现象。据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热衷于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应该说，这也是促成西汉时期隐士少的另一个原因。
　　西汉隐士，史载不多，从上述分析看，实际人数估计也不会多。东汉肃宗时有何隐士粱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这是迄今知道的较为具体的数字。
　　四皓，即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秦末避乱，入商山(陕西商县境)，时称“商山四皓”。汉初，刘邦敦聘不至，但与刘汉政权若即若离的政治态度还是明确的。陕西郑子真，四川的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请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终。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他的文章，不但受到杨雄的称赞，而且，也受到蜀人的爱敬。
　　以上是西汉比较有代表性的隐士，班固认为：“自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占之逸民也”。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隐士处世的一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