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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2014-02-20 01:29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先进士人；外部世界；认知转变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士人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束缚，从“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心态中觉醒，眼光开始超越“天朝”的围墙，用近代世界的眼光来关注外部世界，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正是近代世界观念的觉醒。受传统世界观的影响所导致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的滞后，成为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认识外部世界，具备近代世界知识是中国近代化具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地来看，世界知识在中国的首先遭遇的就是传统华夷世界观的抵制。因此，摆脱中国即为天下的传统世界观的束缚，承认东西方的对等地位，承认他国的地位和价值，才能客观科学地认知外部世界，才能知己知彼。本文以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鸦片战争为坐标轴，以先进士人为考察对象，回顾近代之初先进士人摒弃传统的华夷世界观，开始关注了解外部世界、接受近代世界观的历史状况，力图由此管窥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原因。
　　谈近代之初国人的世界观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前代”，具体是指从1527年葡萄牙人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300余年间的历史。
　　在近代地传人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首先在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足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依照华夷之辩，“世界”足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中国是居大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小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完整意义上的近代世界观形成。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来华，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世界地理观产生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为中国摒弃传统的世界观，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在传教士传来的西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世界地理知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玛窦的《万国舆图》和《山海舆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庞迪我《海外舆图说》、利类思的《西方要纪》等等，这些两书对五大洲、气候带的分布以及各国的政教、历史、人情风俗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些西方知识都是当时中国人见所末见、闻所未闻的，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李之藻、徐光启等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两方地理知识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仅在1584～1608年间，就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十二种版本。一些开明士大夫接触这些书后，感叹世界之大，夷夏之见之小可持，李之藻亦慨叹：“地如此其人也，而其存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界已经被打开了，他们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
　　但这些传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即便是相信其说的，如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等人对于这些世界地理知识，“亦未能穷其究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采取了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在广东肇庆向国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中国人对于地图不是将中国放在中央而是推到东方一角上，提出愤怒抗议。为迎合中国人的观念，利玛窦“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住中央”。由于这种态度，国人并未真正认真研究西人的世界地理著作，明清时期的典籍大多仍然怀疑利玛窦等人宣传的近代世界观念，视之为“邪说惑众”。《明史》“外国传”虽有“五大洲”的概念，但还不能确信“五大洲”的存在，其中的欧洲部分有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其记述多有错漏，其中多处将佛郎机、法兰两混淆，又将葡萄牙与西班牙混淆。乾隆时期修《争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虽从传教士的地理著作中采纳了不少内容，承认“大地东西七万二下里，南北如之”，一面却又说，“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围，亦谓之裔。裔之为吉边也。”书中混淆佛郎机、法兰西、西班牙的情况依然存在，对西方诸国的、军事等情况也只字不提。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限制了国人认识世界的历史进程，使得统治阶级对西方的认识处于模糊混沌之中。诚如梁启超所言，“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
　　因而，此时近代世界地理观远远没有进入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等人过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被人所遗忘、失传。当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来华时，清廷几乎无人知道“英夷”究竟在何方。嘉庆朝时，关于世界及周边的情况依然相当模糊，嘉庆朝所修《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八十七的中国全图中，只包括了中国和诸藩部以及周边的朝贡国，至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甚至在亚洲的地理位置，都没有在地图上反映出来，这表明时人还没有世界观念。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842年，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还曾向将军奕经询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同?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与英吉利有无往来?”与西方打了近300年交道的中国统治者的世界地理知识如此可怜，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程度实在令人惊讶。
　　由此可见，明清间世界地理知识的输入，并没能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士大夫对“中国中心论”仍深信不疑。可是，即便是相信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若干说法，了解中国之外尚有其它文明，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图文化，中国人也坚持维护“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天下即中国的世界观并未受到真正的冲击。代表18世纪知识精英、学术和认知水平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新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同样表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大将“英吉利”、“意大利亚”、“佛朗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要求远来的两方狄夷使节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导致乾隆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而一度兴起的“西学中源说”更是严重阻碍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因而，当近代西方商人、传教士、外国使节来华时，国人仍然一概视为传统的“藩属”，采取卑视的态度和扶绥的政策，坚定认为中国“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连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初也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资夷货”，如果中国闭关绝市，“恐尔各国乍计，从此休矣”。林则徐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大中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