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及人格重建(3)

    在理想上，主要表现为建功立业。人生极其有限的，现实又是离乱动荡的。如何才能让有限的个体生命得以延伸，建安文人对这个关于人的价值的终极问题从理想上和实践中选择了两个取向—立功与立言。立功侧重于理想.立言侧重于实践。二者都统一到诗人的作品中，如曹操在《龟虽寿》、《短歌行》中反复强调“老峨伏橱，志在千里。烈士菩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夭下归心”的壮志紊情.表达了诗人希望建立不朽的功业，泽及时人与后世来实现个体有限生命的历史延伸。此外，现实与人生的失落与虚无，理想世界与彼岸的飘渺与遥远，群体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弥散，也是迫使社会和诗人更多地关注个体，关注内心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便催化了“人的自觉’，进一步促进了人格的重建。

    人格重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子:
    第一，皇权和孺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动摇了建安文人所赖以处世持身的根本。在权魏之际，皇帝更换频萦，儿童皇帝居多，导致皇权旁落，皇帝成为权贵手中的玩物，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孔子之“仁”，孟子之“恶，’，荀子之“忍”，鳌仲舒之“性三品”都是从普遍和伦理角度来认识和探讨人生，缺乏人性中的生理本能和独特性。因此“能者为侯”的时代激励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政治动荡与思想混乱并存的时代促使诗人以个体人格作为准则关注杜会，关注民生。
    第一，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促使了建安文人群体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东汉末年经学渐渐由经世致用走向萦琐的圣学演绎和无视现实的空谈，失去了汉代盛世时期那种兼收并蓄的气魄和同化能力以及调节机制，渐趋似化与投落。而道家的玄学之风与祟尚白然之思想文化精神相通。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重个体自由、重心灵超越，重自然、重内在精神等在诸多方面与时代历史发展要求存在契合点。因而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在诗歌中更多表现了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在大胆追求个体精神之独立及心灵之超越的过程中任性、达情和尚才。
    第三，理想的幻灭与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观念改变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因子之一。建功立业无法实现的苦闷，又目睹战乱中百姓的生命之轻，使建安文人深刻意识到权势之不可靠，命运之不可测，党争之残酸与卑劣，政治之分裂与寡轼，权贵之阴险与毒辣，所以他们极力保全自己的人格与生命。因此现实与心理的矛盾造成了建安文人外圆内方的人格分裂，这也是为人格重建提供了契机。
    总之，人格分裂的过程是漫长的，只可意会的;而人格重建虽不能一墩而就，却可言说的，因此重建后的人格有其内在的特质:
    在人生观念及文化心态中，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如曹植在《与吴季重书》中将建安文人所谓的“大丈夫之乐”概括为“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洒滨之梓以为筝。}c3}这虽然是文学夸张语言之表达，然所透搏出的却是心中固存的对个体生命之揭望，透耳出珍视肉体生命而自我乐生适意为建安文人所共有的生命意识，这种心态既有社会所致的病态成分，亦有生命自我觉醒的因素。
    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乃是个体白我觉醒的主体内班。如果生命的自足仅投向肉体的层次，则非但不是觉醒，而是生命观念的侧退。正因为如此，建安文人在生命的肉体与精神之间是兼而顾之，他们既不像偷家那样把生命付诸于道德精神的炼狱之中，又不像佛家把生命放诸于禁欲的红尘之外，而是将肉体感官之自乐与精神之自慰有机结合，并以后者为追求的更高境界。强调尊重个体生命的性格和气质，强调个体人格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