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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及人格重建(4)

2014-04-17 01:03 人际关系的和谐。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优患意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建安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优患意识与人格重建都诊透了作者的作品中与行动中。建安文人自觉的将个人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承起了历史的责任和使命。《短歌行》、《龟虽寿》是一代雄主的抱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是少年天子的追求.“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是建安文人共同的心声。战乱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生命的压抑，使他们的优息因素推动了人格分裂的速度。如孔融在《杂诗)(其一)中“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鑫冲这种优虑人生短暂的哀伤被紧接而来的“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生，与世同举膺”的壮志康情冲淡得只留下一抹淡影，而在《杂诗》(其二)中孔融则陷人了生命无常.人生苦短的强烈悲哀中。痛失爱子的不幸遭遇强化了作者对生命短暂，寿夭无定优患情绪，使他在目睹了坟茧禽草丛生的凄凉之后，深切体会到“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的无奈。由此可以说，人生的苦难，种种外部环境的刺激带来了个人的觉醒—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人生的诸多问题。加上注重个体自由的老庄哲学的再度兴起，无疑为促进建安时代个体人格重建提供了依据。而人格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人性，追求自由与超脱，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又使优患意识由优世到优生再到优民层层具体化、深刻化、人性化.人的价值得到重视。“天地间，人为贵。”(曹操(度关山》)
    建安文人的优患意识与个体人格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系的，它们的契合斌予建安诗歌新的主题，正如奋迅所说，建安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如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Art for Art  s seke)}al也是诗人创作个性张扬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优患愈识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代的人格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