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2)
2014-04-18 01:00
导读：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
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