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3)
2014-04-18 01:00
导读：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
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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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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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