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3)
2014-05-03 01:03
导读：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 内可以宁，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 不是将刚柔、方圆分割开来，固定于内、外之分，而是视之为一
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
内可以宁，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
不是将刚柔、方圆分割开来，固定于内、外之分，而是视之为一体之两面，既存乎内而可守，又应之于外而咸宜。至于应于外者，当方则方，当圆则圆，并无一定不变之规。在宗元看来，所谓“圣道”，即存在于这种“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的辩证关系之中。当然，这种“圣道”与传统儒学所谓之圣道有所不同，而是宗元依据其“大中”原则对圣道的新的理解，其核心即在于“应之咸宜”的“应”。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此艰难时世推行自己的理想，才能辅时及物。
宗元主张的“圆其外”的“圆”，虽易产生歧义，但也绝非教人为佞，投机取巧。从历史上看，古代士人对“圆”有两种理解：一是与方正不阿对举的圆，指圆滑处世，苟容取合，含有贬意。如早于柳的元结即曾作《恶圆赋》一篇，借友人之口说道：“吾闻古之恶圆之歌曰：‘宁方为皂，不圆为卿；宁方为汗辱，不圆为显荣。’其甚者，则终身不仰视，曰‘吾恶天圆。’……”在这篇赋里，元结正话反说，纵横铺排，将其恶圆滑而慕方正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然而，与次山所恶之圆截然相反，古代文化中还有另一意义的“圆”，它可以是一种辩证的哲理，可以象喻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格，也可以代表一种出神人化的人生至境。从《易•系辞上》的“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到《管子•君臣下》的“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先秦时期关于圆、方的解说甚多，“圆”几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周流通达、循环无穷的内蕴，成为人们在言行德智各方面取法的对象。范缜《神灭论》有云：“圣人圆极，理无有二”；白居易《记画》亦谓：“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这些说法，也都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古代文化以圆为美的崇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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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所取法的，显然是后一种“圆”，对前一种损方正而为佞的“圆”，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一方面严正申明：“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吾岂教子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车说之不详也？”另一方面则给他提倡的“圆”以明确界说：
吾所谓圆者，不必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
显而易见，宗元在此标举的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划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不圆滑以趋利，不苟合以取容；要勇于前进，锐而不滞；必要时也可后退，安而不挫。只要守乎内者不变，则其应于外者即可随环境之变而变，以正大刚健之特质，达循环无穷之极致。这种人生观和处世观，当源于宗元遭受打击、生命沉沦之后对整个人生世事的透彻解悟，其中饱含着由一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前面说过，宗元性格中缺乏的不是方正之刚，而是圆和之柔，正是由于刚的一面过于突出，才导致了他人生路途的巨大坎坷。对此，宗元感触良深，并现身说法：
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