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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4)

2014-05-04 01:04

　　以上六种主题说，唯鲁迅的“世情说”本是对《金瓶梅》小说类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记》归之于神魔小说一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至于其他诸说，则以王彪的“文化悲凉说”更具哲学深度。
　　三曰性描写之争。《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向为金学争论之焦点，20世纪百年中，论争不绝，各执一词。
　　一方观点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在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本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转入更为内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1965)、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前二文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时代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与以上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度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全盘否认《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认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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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双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从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及叙事功能方面立论，后者则多以社会教化以及审美品格责之。应该承认，对《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断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淫书！如果除尽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然而，假如有人反问：果真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删除殆尽，那《金瓶梅》还成其为《金瓶梅》吗？显然，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已渗透至小说的题旨、形象、叙事之中，与小说几乎无法分离，但是又不是不可删削的，作者的矛盾心态在于一方面以色劝惩，另一方面又玩味于色，致使性描写失于节制，过多过滥，所以，在不伤害题旨、形象、叙事的前提下，删削一些也无妨。
　　四曰人物形象之争。论争主要是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以及宋惠莲等人物的评价而展开的。
　　关于西门庆主要有三次争论。一是西门庆的社会属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体，另一种意见认为，西门庆虽购买土地，但未进行土地投资，故认定其为地主缺乏起码依据；二是西门庆之属性层次是三位一体，还是以商为主的官商？近年来，将其作为官商典型的意见较引人注目；三是西门庆是否是新兴商人？自卢兴基提出“新兴商人说”后，遭到多位学者的强有力反驳。西门庆形象论争的结果是使这一形象的社会属性更加明确，西门庆既不是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旧式官商。
　　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更加注重全面的审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