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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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视百年金学，代代学人前后相继，耗费大量心血从事于《金瓶梅》之考论工作，终以诸多实证性的成果否定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陈言谬说，澄清了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文本、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因此对百年金学所取得的成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代代学人所付出之心力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间，在百年金学的表面繁华与实质性的进展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这一事实是与百年来充斥于金学研究中学理、学风之亏缺分不开的。概而言之，此类学理、学风之弊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考证公式化。20世纪之初，胡适以《红楼梦考证》一文鸣世，其考证结果使曹雪芹终获著作权，推动了旧红学向新红学转型，而其治学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风行于世，深入人心。而在《金瓶梅》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作者研究，则仅取其“大胆假设”而舍其“小心求证”，于是乎，有关材料＋猜测＝作者人选，遂成为《金瓶梅》作者考证通行之公式，结果作者人选渐而至五十余人之多，谓是奇观，实是悲哀，于真实考证无补。
　　二是论断主观化。有三种表现，一是考证中之索隐倾向。典型者如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所以他在其书中固执地认为：“黛即金莲”，“贾珍与可卿，即花太监与瓶儿”，“李纨即孟玉楼”，云云。二是囿于所见不博，此在《金瓶梅》之方言考辨中表现颇为明显。三是以臆测取代事实，求奇尚异。如“武松爱上潘金莲”之说，故作惊人之语，殊为无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三是方法单一化。现代阐释学之在20世纪初确立，即主张以开放之眼光，求达文学作品之丰富内涵。而许多金学研究者却往往为原有思维定势所限，研究方法陈陈相因，比较单一。如果说在百年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特定政治环境之影响，金学研究之单色、平面固难避免，那么在80年代以后，小说研究视野得以开阔，观念得以更新，一些论著却仍是对以往成果的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则不但证明其理论方法之僵化和落后，同时暴露出其学养之不足。
　　以上三大弊端毫无疑问是影响百年金学整体成就的主要症结所在，其所产生的离心力量使推动金学向前发展的部分动能消弥于无形，故发人深思。而今，世纪幕落，百年已尽，那么新世纪之金学又将何去何从呢？有感于20世纪金学之得失，我们认为，应重点围绕以下的“双向推进”和“三个转移”实现新的突破。所谓“双向推进”即指应该在金学理论建设与金学走向深入两个层面同步展开，相互促进。显然，金学的提出受启发于红学，金学界倡导金学也有比肩于红学之意，但较之红学，金学的理论起步毕竟相对滞后，尤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金学本来也可与红学一样，挟改革开放与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势，充分吸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着力于金学的理论建设，然而，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热点争鸣，尤其是将大量心血耗费在推证《金瓶梅》作者上，所以金学的理论建设一直裹足不前，反过来势必影响金学的发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金学界还缺少不时回视与前瞻的学术反思兴趣与动力，至今尚无一部反思过云、启示未来的通代金学研究史的著作问世，因而前贤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与智慧得以及时转化，由此常常造成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鉴此，有必要首先开展金学研究史的研究，即能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编写一部《金学通史》，以便对现有金学研究成果进行一次学术大盘点，并为21世纪的金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支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金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广泛、持久而深入的讨论，以寻求金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加强金学薄弱的研究领域和环节，向纵深开掘和拓展，以提高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概而言之，就是实现“三个转移”：一是在文献研究方面，作者求证在没有发现新的强有力的内证材料的情况下应该缓行，而应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金学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之中；二是在文本研究方面，也要摒弃过去过于注重的道德评判，而将着力点放诸《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较之过去小说传统的艺术创新精神及其对后代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上；三是在文化研究方面，在重视文化形态研究的同时，要将重心转移到文化精神尤其是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上来，并进一步拓展视野，展开跨文学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便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金瓶梅》所蕴含的艺术智慧与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总之，21世纪的金学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的双重突破，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冢
　　　　＠②原字勹内加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