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6)

　　当代学者在加强对《金瓶梅》文献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主要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周均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以上五编几乎已将古代、现代之金学研究资料尽收其中，嘉惠士林之处，自不待言。另外，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索引》、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金瓶梅词话语汇索引》、胡文彬《金瓶梅书录》及魏子云《金瓶梅编年记事》等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文本研究。包括小说文本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整体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孙述宇出版于1978年的《金瓶梅的艺术》，此书以人物研究为重心，涉及《金瓶梅》艺术成就的诸多方面。另外，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以及美国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金瓶梅》部分，等等，也都重在整体性的文本研究，其中浦、杨之作则更多自己独特的体悟与创见。
　　关于专题性的研究，大略可分为五个方面内容：其一为人物形象论。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中之重，金学也不例外。仅就专著观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方开掘，内涵丰富。其中有侧重于人物形象整体研究的，如孟超《金瓶梅人物论》、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分类研究的，如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跃进《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个体研究的，如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等；也有侧重于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的，如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至于论文方面，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词话〉人物登场表》、前苏联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美国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以及张天畴《〈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等，也各有特色。从总体上看，早期论著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转向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审视《金瓶梅》中人物，因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为深入。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二为叙事模式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此前的叙事研究多沿承传统范式，成果不著。此后，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才陆续有些颇有深度的论文问世，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等，但总体上看，还显得比较薄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学者能充分吸纳叙事学理论运用于《金瓶梅》研究，故能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一些新见，如美国浦安迪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以及夏志清《〈金瓶梅〉新论》、柯丽德《〈金瓶梅〉的结局》、史梅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花园意象》、日本阿部泰记《关于〈金瓶梅〉叙述的混乱》、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等论文，这些成果对于加强和深化《金瓶梅》的叙事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其三是语言艺术论。这一研究是随着许多语言学家的加盟而逐步走向深入的，主要集中于(1)语言（包括方言熟语）艺术与现象本身研究和(2)通过语言现象与特点的研究为推断小说作者或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前者除了诸多论文之外，还出现了为数可观的辞书和专著，如张鸿魁《金瓶梅字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上海市红学会、上海师大文研所合编《金瓶梅鉴赏辞典》、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辞解》、李布清《金瓶梅俚语俗谚》、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密》、《金瓶梅妙语》、章一鸣《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潘攀《金瓶梅语言研究》、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评注》、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等。国外关于《金瓶梅》语言艺术与现象的研究，涉及到修辞艺术、双关语、隐语、歇后语及其他语言现象等内容，主要见于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金瓶梅的修辞》、柯丽德《〈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日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的语言》、《〈金瓶梅〉中的歇后语》、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等。比较而言，《金瓶梅》的语言艺术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以方言熟语考释为媒介为探讨小说作者或小说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如朱德熙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通过《金瓶梅》中方言两种反复问句句型的研究，提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而第53-57回则是南方人补作的观点，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鉴于《金瓶梅》作者及地域之争，从方言俗语开辟一条考证新途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基本已破除了原先广为流行的《金瓶梅》方言纯为鲁语的说法，证实其中还掺杂着吴语、晋语以及北京方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