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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
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明年，“有诏ｆù＠④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ｃｈǎｎ＠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ｋｕī＠⑦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