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8)

　　沿《两都》、《二京》的路子而在晋代取得很高声誉的，是左思的《三都赋》。《三都赋》从形式上的创新在于，它不同于《高唐》、《神女》、《子虚》《上林》、《两都》、《二京》“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结构方式，而是由三篇组成。张衡在《二京》之外，也有《南都赋》，但其间并无联系。左思却是将三者联结为一。从题材内容方面说，它不是写一个王朝前后期的两个都城，进行比较，而是写同时存在过的三个国家的都城。
　　左思赋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述事之翔实、辞采之华美，更在于其适应了晋国平定蜀、吴，一统天下后，要明确晋承魏统的需要。《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末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当时有什么惑呢？无非是蜀、吴正统，还是曹魏正统、晋承魏统的问题。所以清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一《三江扬都》条。）。因此说，这篇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其本传载，“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两序皆给以很高评价。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中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司徒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难道《三都赋》真的惊采绝艳，压倒前贤吗？我们今天读《三都赋》本文，便觉并非如此。这些注家、序家与那些豪贵之家一样，也都是因为经多年战乱之后，晋朝一统，空前兴盛，大家都希望向司马氏表示对统一三国的拥护，故一时趋之若鹜，使其身价百倍。《晋书•左思传》云：“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可见不少文人想到了这个题材、这个主题，只是左思之作先一步问世（注：关于《三都赋》的作时，前人看法不一。据《晋书•左思传》，陆机入洛时，左思《三都赋》尚未成，而左思作此赋之事，人已知之。陆机尚未及作，左思之赋已成。《晋书•陆机传》言陆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太康末不一定在太康十年，亦有可能在九年、八年。《晋书•左思传》言“构思十年”，《文心雕龙•神思》言“左思炼《都》以一纪”为十二年。均大略取其成数。如以陆机入洛在太康九年，左思之赋成，当在太康十年或太熙元年；如以陆机之入洛在太康十年，则左思赋成当在太熙元年或惠帝永熙元年，或稍迟。则言作于太熙元年(290)前后，大体不会错。王梦鸥以为作于272-297年间（王氏《古典文学论探索，关于左思〈三都赋〉的两首序》），李长之认为作于280-282年间（《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第70期），均嫌过早，而陆侃如系惠帝太安三年(303)，似过迟。）。及左思赋一出，机“遂辍笔焉”。其辍笔之原因，不仅仅因为左思之作“辞义＠(13)玮”等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已有人领此风骚，他再来一篇，无论怎样雕凿，也难与争胜了。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学习《两都》、《二京》的蝉联结构的赋，左思之后绝响近二百一十年，北魏宣武帝（500-503年）时有阳固为《北都赋》、《南都赋》以为讽谏（注：《魏书•阳固传》：“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辞多不载。”），然其作失传。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有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长安在西汉以后，先后有前秦、后秦、前赵、西魏、北周建都。洛阳在西晋以后，北魏后期曾为都城，至隋以长安为京师，而以洛阳为东都。大唐建国，定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也“以洛阳宫为东都”（《新唐书•高宗纪》）。故李庾所写“西都”、“东都”不仅同班固、张衡以前后古今的都城对比者不同，也与左思的以被统一国家之都城对比而写者不同，它是以当时朝廷确定的都城和东都为题材。从时间背景上来说，李庾作此赋，不在大唐鼎盛、国势兴隆之时，而是在统治集团奢侈腐朽社会各种矛盾逐步激化之时。作者的用意，既不是因为迁都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歌颂天下一统，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同张衡的《二京赋》有些相近，但又有所不同：《二京赋》主要是就作者所见，想通过描写京都的奢淫过度而起到讽谏的作用，李庾之赋却是包含着更多的哲理，以长安和洛阳的兴废为主线，纵观两千年的历史，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哲理。因为自周人建都镐京、周公经营雒邑，长安、洛阳，一直为历来政治家所关注，在历史上建都次数最多，时间最久。李庾赋中，对周、汉以来建都两地之国有道而兴、无道而亡的情况均加议论，吊古凭今，感慨万端。尤其自汉代曾有过西都、东都之争以后，政治家往往临事而议，各计短长。故李庾《西都赋》纵论周、秦、汉、隋亡国之教训，加以总结，认为应“鉴秦败，知恃刑不如恃德也”；“鉴隋怠，知猎兽不如猎览也”；“鉴周勤，知祖基作艰，传万年也”；“鉴汉误，知去淫即正，获天祚也”。《东都赋》之末则作出更为精辟透彻的议论：“则知鉴四姓之覆辙，嗣重叶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然而唐王朝统治者也未能避免周幽王、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那样的结局。唐亡以后，只有五代的唐建都洛阳（名东都），以长安为西都，再无有在长安建都者。洛阳，则只有五代的梁以为西京（建都开封，名东京），晋、汉、周的京都建制与梁相同。实际除五代的唐以外，长安、洛阳都再没有真正成为政治中心。所以说，李庾的《西都赋》、《东都赋》是对长安、洛阳这两个古都历史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二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史的总结。后来明代桑悦作《北都赋》、《南都赋》，写明之北都南都，今所存殆非完篇（注：见《历代赋汇补遗》卷五。）。就这种蝉联结构的赋而言，也就成为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