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5)

　　同时，《洛都赋》也不作于明帝之时，因为当时他以为明帝“求贤不笃”。《论衡》第二十卷《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石，孝明览焉。”（注：傅毅此“神爵颂”即《神雀赋》。《隋书•经籍志四：“《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疑此赋作于章帝元和中，《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明帝永平十七年。）但此后傅毅似乎并未升迁，因此才有《七激》之作（注：《中古文学系年》系《七激》于永平二年，似非。因其中说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为永平之后的语气。）。所以我以为，傅毅之作《洛都赋》，当在建初二年任兰台令史之前：他正是因为献纳此赋得章帝称赏，而拜郎中、为兰台令史的。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班固与其弟班超书中讥嘲傅毅，事在何年，史书也无载，《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初二年（77年），是也；但列于“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典校书，作《显宗颂》”一条之前，欠妥。因据信中所说，显然在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后。那么，《洛都赋》，作于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前，当在建初元年或二年之前半年。有可能在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作成之后。据《后汉书，耿＠(14)传》，耿恭于永平十八年三月引兵据车师，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历艰难困苦死伤余十三人，鲍昱奏耿恭节过苏武，因而拜为骑都尉。《中古文学系年》系班固之作《耿恭守疏勒城赋》于建初元年，是也。估计当在建初元年之末。因耿恭之事传至朝廷，再议奏请等，亦需时日。
　　又《后汉书•杨终传》，杨终于建初元年上疏议改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罪人于绝域事，章帝下其章，令大臣议之，司空第五伦亦同杨终之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看起来，朝廷当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视维护先帝懿旨为一重要原则。这自然也是坚持都于洛阳问题上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至少以此为理由主张都于洛阳不至获罪。故我以为，傅毅的《洛都赋》作于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之后，大体当在建元二年（77年）前后。班固因为自己有一代史才，又能为赋，而十多年未见升迁，傅毅作赋而被任为兰台令史、郎中，故讥其“下笔不能自休”。班固在七八年后作《两都赋》，表面上看来与傅毅无关，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同时，我们应看到，班固尽管对傅毅看不起，但毕竟一起共事，不至有失缙绅风度，在傅毅因写《洛都赋》而获升迁之后自己立即写一篇与之相较。但建初八年（83年）傅毅因马防事败而免官，趁着朝廷获嘉瑞、皇帝有意制礼之机，作《两都赋》以显露其作赋之才，则是完全可能的。
　　除《洛都赋》之外，傅毅又有《反都赋》，已佚，今只存《水经注•伊水注》所录两句。崔ｙīｎ＠⑨也有同题之作，却存有序和开头一段。其《序》云：“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注：据《艺文类聚》卷六一。）由此看来，其主旨还是赞成建都洛阳，并非主张迁都长安。其正文中说建武受命之后“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也是说建都洛阳的雄略与大典。那么，傅毅的《反都赋》同《洛都赋》也应主旨相同，大概角度上是从返还长安并无益处的方面立说。同一事而颠来倒去写，这也就难怪班固要说他“下笔不能自休”了。
　　　　四、《两都赋》的创作心态与特色
　　无论怎样，傅毅之作是在题材上、构思上给班固的《两都赋》的创作以启发的。傅毅等的《反都赋》是针对主张返都长安的人而发，大约从“地利不如人和”的方面立论，今所存“因龙门以畅纪，开伊阙以达聪”，就是由地利而言人和，说建都洛阳的好处的。《洛都赋》则一开头即写建都洛阳，大汉复兴，再不复提西都之事。傅毅这样写，可能同杜笃的《论都赋》内容有关。《论都赋》全文大体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西都之便利和前汉之功业，第二部分论东都之仁德，申未暇迁都长安之由。前一部分篇幅大，而后一部分篇幅小，结构不够匀称。傅毅的《反都赋》专门针对杜笃《论都赋》之前一部分，而《洛都赋》则专门发挥杜笃《论都赋》不作为重点的后一部分。但其《反都赋》因为要讲不能迁于西都而必建都洛阳之理由，也写到洛都，故同《洛都赋》在内容、题材上有重合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