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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碑刻中的旗人史料_历史学毕业论文

2014-06-02 01:11

清代北京碑刻中的旗人史料

 

刘小萌

 

    在现存清代北京地区石刻中，旗人石刻占有很大比例。旗人石刻类型多样，主要有刻石、摩崖、碑碣、墓志等，内容涉及8旗制度乃至满汉旗民的诸多方面，且所详者又往往可补文献史书之阙，研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目前围绕旗人碑刻展开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笔者试结合近时的研究心得，就旗人碑刻的整理情况以及它的特点和价值作1概括的说明，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1、   旗人碑刻的整理情况

 

清代是等级制度高度发达的社会，对皇室和品官用碑，在规格、形制、题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旗人作为社会中的1个特殊群体，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开国时代，文则运筹帷幄，武则叱咤骑射，群英崛起，盛极1时。由此形成众多旗人碑刻，也就不足为奇了。

 

旗人碑刻除散见于东北等1些地方外，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自顺治元年清廷入关定鼎北京，满洲皇室和8旗将士就世代居住在这里，围绕他们的历史足迹，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碑刻。这些碑刻，为研究清史、满族史以及8旗制度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关于清代北京碑刻，前人已作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清人钱仪吉（1783—1850）编纂《碑传集》，采辑清朝自天命纪元至嘉庆朝约2百年间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等，分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9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教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藩臣、烈女等2105目，凡1百610卷，包括2千余人的历史资料。其中，旗人史料占有很大比重。

 

清朝宗室盛昱留心旗人文献，同表弟杨锺羲编纂《8旗文经》，堪称有清1代旗人文献的典籍。书中卷4102至4104“碑”、卷4107至4108“墓碑”、卷4109墓志，收有若干反映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

 

盛昱字伯熙，清初肃武亲王豪格7世孙，隶镶白旗满洲。光绪2年（1867）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迁翰林院侍读。讨论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其间数上奏章，弹劾大员，以“清流”自诩。光绪10年任国子监祭酒，因政治上受到排挤，将精力投注于考据学问。他崇尚风雅，精通金石，对旗人碑刻情有独钟，“时出游衍蜡屐访碑，复广觅拓工，裹粮4出，近畿之碑响拓殆遍。”[1] 多年搜集，集腋成裘，蔚为大观。盛昱既殁，原拓散亡，惟副本尚存，惜当初顾觅抄手誊录副本时，前后多有错乱，未及编次，于是经杨锺羲对副本加以编次，因无原拓可校，整理后的本子仍不免缺讹。杨氏以往岁盛昱赠词中有“年年雪屐寻碑”1语，定书名曰《雪屐寻碑录》。

 

《碑录》整理后印行未果，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闻讯辗转寻访，将书稿携归东瀛，然未及印行而内藤先生殁。及310年代金毓黻编纂《辽海丛书》，始由日本友人处借得书稿，编入第5辑印行。《雪屐寻碑录》凡106卷8百810篇，基本是北京旗人碑刻，属于汉人者寥寥数篇而已。收录范围以帝诏御制谕祭文为最多，又有家撰墓碑、明堂碑文及祠堂记等。

 

     前人搜集金石碑刻，1向贵远而贱近，每得1唐刻宋拓，无不互相矜重，而不必文章名贵，书法精美，概因物以稀为贵。而盛昱搜集碑刻遗文，及于当世，确实是需要1些远见卓识的。至于是书之价值，诚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的：“其粲然可观者多为典章文物之所存，盛衰荣悴之所系，谓为《文经》之亚，谁曰不宜？即其姓氏爵里宗支子姓之琐细者，亦多为公私记载所不及详，异日续辑通志、通谱诸书，蒐求8旗掌故，自必以是书为渔猎采伐之资。”[2] 

 

盛昱等以个人之力，自然难以将京畿1带旗人碑刻搜访殆尽，自清末民初以来，1些机构和个人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如民国时《房山县志》、《良乡县志》，溥儒编《白带山志》等，都收有1些相关资料。这类资料也逐渐为各图书馆、博物馆所网罗。其中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石刻拓本数量最多，特别是在510年代，北京图书馆与有关单位合作，对北京地区的石刻进行了大规模传拓，使许多旗人碑刻得以保存，大大丰富了自盛昱以来的收藏。

 

     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其中清代部分30册，收拓本5000余种。该书收录旗人碑刻，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雪屐寻碑录》，而且在范围上也较前书广泛，除了帝诏御制谕祭文、家撰墓碑、明堂碑文、祠堂记等之外，还包括题名、经刻、手书等等，对于研究清代北京旗人首先是满洲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和政治制度、氏族谱系、民族关系、文化变迁、宗教信仰等，都有重要价值。

 

     因《汇编》对单1民族文字的碑文未全部收录，所以要了解北京图书馆满文石刻的准确情况，还必须参考《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3]。该书《石刻拓片部分》，列有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693件满文碑刻目录，附有碑名（1般为满汉文对照）、碑额、碑文文种（如单1满文或满汉文）、撰者、立碑时间、地点以及目前的收藏单位的说明，检索颇便。

 

     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也是了解北京地区碑刻收藏情况的必要参考 [4]。全书所收石刻6340种，以清代石刻最多，有3540种，主要有墓碑（包括墓表、谕祭碑、神道碑、先茔碑、墓碣）、墓志（包括生圹志）、庙宇碑（包括观、庵、祠堂、善会碑及修缮寺庙之捐资题名等碑）、题名和题字碑（包括榜书和帝王御笔诗文）、杂刻（包括感恩、功德、家祠、学校等碑）等，涉及旗人生活方方面面。

    

2、   旗人碑刻的文字特色与价值

 

清代旗人碑刻文字，分为单1满文、满汉合璧、满蒙汉合璧、满蒙汉藏合璧、单1汉文等几种形式。在清代200多年里，满文又称清文，尊为“国书”，但就碑刻而言，还是满汉合璧者为多，这也是有清1代8旗行文的标准格式。近代以来，纯用汉文的碑刻始逐渐增加。至于纯用满文的早期碑刻，存世者几稀。就目前所知，只有两通。1为顺治103年（1656）《索尼先茔碑》，拓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5]，另1为康熙2103年（1684）江宁将军额楚诰封碑，纯用满文，现藏北京石刻博物馆。后者尚未公开展览，故鲜为人知，《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亦未收录。该碑在研究额楚身世、以及满文碑刻形制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满汉合璧碑刻虽内容大体重合，也有它独到的价值：

 

第1，遗补缺。有些满汉合璧碑刻，某1文字部分早已漶漫模糊，难以辨识，另1文字部分则相对清晰，在这种场合，通过相对清晰部分可以完整地了解碑文内容。

 

还有些碑刻，满文部分与汉文部分内容上有出入，可以相互发明。顺治102年（1655）3月刻《王法哈墓碑》，汉文部分为：“顺治岁次乙未季春吉旦诰赠通义大夫法哈王公之墓”，满文部分为：“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  ci  aniya  ilan biyai  sain  inenggi  guwalgiya   halai  sargan  ilibuha. g’oming  bume  amcame  fungnehe  doro  de  husun  buhe  amban  faha  i  eifu” [6] 。满文部分提到，该碑为法哈之妻瓜尔佳氏所立，为汉文部分所无；汉文部分谓法哈的汉姓为“王”，而满文部分略而不言。综合满汉两部分文字，不仅确认王法哈为满人，还说明满人于入关初已习惯冠汉姓。

 

第2，诠释词义。碑刻汉文部分通常辞藻华丽，套语连篇，满文部分则相对朴实简洁。阅读满文部分，易于准确把握碑文原义。清初文献中屡有“黑白昂邦”1职，其意颇不可解，对应满汉合璧碑文，知“黑白昂邦”即满语“hebei  amban”的音译，后译“议政大臣”，即有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大臣。

 

第3，考察语汇演变。满族入关后，深受汉文化影响，语汇更新的速度很快，容量也在不断扩大。以往研究满语词汇的演变，主要依据清代编撰的满文辞书、文书档案，而满文碑刻作为民间语言的活化石，准确无误地保留了不同时期满语语汇的构成与特点，为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研究满语满文，开辟了新的途径。

 

关于满语与汉语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清初旗人中流行的汉语原是辽东语（沈阳语），明末辽东汉人大批编入8旗，以后随着满人进入北京，又将辽东语带入北京。辽东汉语因受到女真（满语）的影响，失去了“失”、“吃”、“直”、“日”等音，而变成“斯”、“此”、“兹”、“依”。[7] 印证顺、康年间碑刻， “中原”1词，顺治8年8月《和格诰封碑》的满文写为：“dzong  yuwan”（宗原）；顺治102年10月《赐汤若望茔地谕旨碑》中园头王9重的“重”字，满文写为：“dzong”（音“宗”）。就是入关初期满语中汉语借词带有辽东语特点的两个具体例子。

 

3、旗人碑刻的研究价值

 

日本学者鸳渊1曾著《满洲碑记考》，开创了利用碑刻史料研究满族史和清朝史的先河，但关于北京1带的旗人碑刻，迄今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以笔者的初步了解，旗人碑刻史料，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研究价值：

 

1、  8旗人物

 

旗人碑刻，以诰封碑、墓志为主，集中反映贵族、官员的身世与政绩。

 

宗室王公碑刻数量很多，重要的有顺治8年肃亲王和格（豪格）诰封碑、104年多罗贝勒杜尔户墓碑，康熙元年惠顺亲王祜塞墓碑、5年多罗贝勒常阿岱墓碑、6年辅国公构孳墓碑、10年镇国公果色墓碑、101年礼亲王代善墓碑、豫郡王多铎墓碑、承泽亲王硕塞墓碑、104年显亲王富寿墓碑、3109年康亲王杰书墓碑、4102年简亲王雅布墓碑、4109年康亲王椿泰墓碑，雍正9年怡亲王胤祥庙碑、10年怡亲王胤祥祠碑、101年贤良祠碑、102年贤良寺碑，乾隆3年诚郡王允祉墓碑、8年庄亲王允禄世子弘普墓碑、107年定亲王永璜墓碑、简亲王德沛墓碑、2108年信郡王德昭墓碑、3102年庄亲王允禄墓碑、纯亲王永祺墓碑、3105年恭亲王弘昼墓碑、3107年显亲王衍璜墓碑、3109年諴亲王允秘墓碑、4103年奠代善墓诗刻、肃亲王成信墓碑、4104年弘暻墓碑、610年諴郡王弘畅墓碑，嘉庆7年多罗贝勒绵惠谕祭碑，道光2年定亲王绵恩墓碑、4年顺承郡王伦柱墓碑、2101年惇亲王绵恺墓碑、豫亲王裕全墓碑、成亲王永瑆墓碑，咸丰元年瑞郡王奕志墓碑、4年肃亲王敬敏墓碑，同治7年醇亲王园寝诗刻碑，光绪5年肃亲王华丰墓碑、108年醇亲王奕譞墓碑、2104年恭亲王奕訢墓碑、豫亲王本格墓碑、3104年肃亲王隆懃墓碑，以及民国6年庆亲王奕劻墓碑等。这些碑文，在研究宗室王公历史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些碑文，虽也收入《实录》等官书，但撰修者基于种种考虑，对碑文加以修改或剪裁。对照碑刻原文，有助于恢复历史原貌。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碑文称“和格”、“合格”），为争夺皇位与睿亲王多尔衮深相结怨，顺治5年（1648），被摄政的多尔衮以微末罪名幽系，不久卒于狱。顺治8年福临亲政后，为豪格昭雪，复王爵，立碑表彰。《世祖实录》卷59录其碑文有云：“值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核对碑刻原文则为：“值墨儿根王专政，诬捏事端而拘禁之，遂而自终”。[8] 明确记载豪格是自尽而死的，《实录》却代之以摸棱两可的说法。顺治105年9月，福临再次为豪格立碑。[9] 这些记载，对了解皇室骨肉相残的遗案是有裨益的。

 

多罗恭惠郡王稜德弘（即勒克德浑），和硕礼亲王代善孙、颖亲王萨哈廉次子，生前以功封多罗顺承郡王。《8旗通志》初集卷129载：勒克德浑顺治9年（1652）3月薨，年3104，“康熙10年5月，追谥曰恭惠，勒石记其功焉”。而据《多罗恭惠郡王碑文》[10]，追谥并勒石记功的时间当在顺治102年（1655）10月。说明《8旗通志》所记时间有误。

 

有些诰封碑，于碑主履历缕述颇详，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觉罗巴哈纳，满洲镶白旗人，景祖觉常安第3兄之4世孙。年107，效力行间，屡著劳绩。天聪8年（1634）授牛录章京世职。顺治元年（1644）任本旗蒙古、满洲固山额真。是入关时清军的重要将领。顺治末年仕至秘书院大学士。康熙5年（1666）卒，赠谥敏壮。[11] 巴哈纳虽载入《8旗通志》的名臣列传，但篇幅较短，而原立于北京朝阳区108里店满井的顺治104年（1657）3月《巴哈纳诰封碑》，记载其“初任拜他喇布勒哈番管牛录”直到第108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加1级、中和殿大学士”的全部履历，[12] 为了解他的事迹保存了重要史料。类似碑文以顺、康2朝为多。

 

清朝定鼎中原，国势日隆，开国勋臣的辉煌业绩，都镌刻碑铭，以垂久远。勋臣索尼，为清初政坛上4朝元老，宦绩卓著。关于皇太极死后的继位之争，《索尼诰封碑》记载说：“父皇太宗文皇帝宾天，国势抢攘无主，宗室昆弟，各肆行作乱，争窥大宝，尔重念父皇恩遇，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戮力皇家，同叔和硕郑亲王扶立朕躬，秉忠义以定国难”，充分肯定了索尼在福临即位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又提及多尔衮擅政后对索尼的迫害：“顺治2年2月2108日后，墨勒根王心怀篡夺，知尔必为朕死，实难存留，以计遣祀昭陵，随无故削职，即安置彼处。朕亲政之后，知尔无辜召回”。[13] 索尼之兄噶布喇的女儿嫁给康熙帝玄烨，即仁孝皇后，因有这层关系，索尼、索额图父子在朝廷中权势熏灼，益发不可1世。与索尼家族有关的碑刻还有《索尼墓碑》、《众圣保（索尼孙女）圹志》、《噶布喇墓碑》。[14]

 

墓志，又称墓志铭，是埋入墓中记载墓主姓名家世和生平业绩的标识物。范文程、洪承畴、马鸣佩等人，都是清初汉军显赫人物，他们的墓志、祠堂碑，提供了关于家世、政绩、婚姻、子女的详细情况。[15]

 

大西农民军首领孙可望，张献忠义子，顺治104年（1657）8月降清，编入旗籍，封义王。107年（1660）死。关于其死因，向有病故和被清廷暗害2说。《圣祖实录》卷2顺治108年4月庚午：“赐故义王孙可望，谥恪顺”。文辞简略。而《谥恪顺义王碑文》载谕旨全文，是研究孙可望的有用资料。[16]

 

1等阿思哈尼哈番巴尔达奇，原籍“京奇里兀喇”（今黑龙江流域精奇里江），索伦部达斡尔人首领。顺治年间率部内迁，编入旗籍。墓碑称他：“倾心内附，岁贡方物，及同党相残，又能率尔兄弟协力纳款”。该碑对研究清初东北边疆民族史有宝贵价值。[17] 宁古塔将军巴海在招抚“新满洲”、巩固东北边防方面建有殊功，玄烨御赐诗有云：“夙简威名将略雄，高牙坐镇海云东；旌麾列处销兵气，壁垒开时壮武功。”有关碑文可与文献记载相得益彰。[18]

 

清初旗人建功立业，有武功，也有文治。《顺治9年满洲进士题名碑》，记载了麻勒吉等510名满洲进士的人名、旗籍，其中1甲3人，2甲7人，3甲410人。内容远详于官书。进士哲库纳，碑文记为镶蓝旗人，而《8旗通志·儒林传》记为镶白旗人，似误。说明题名碑有证史的功用。乾隆4年、10年、103年、106年《翻译进士题名碑》，也是研究满洲文士的重要史料。此外，乾隆7年9月、210年4月、2109年4月、3107年102月、4101年10月、5105年10月，嘉庆7年至道光3年、道光4年至10年、10年至106年、106年至310年，咸丰元年至同治103年，光绪元年至3102年《满御史题名碑》，为研究8旗御史和监察制度，提供了系统详实的资料。

 

 

2、8旗内外关系

 

研究8旗组织的学者，会关注到这样几层关系，1层是8旗内部满洲、蒙古、汉军人之间的关系，另1层是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关系。而制约这两层关系的，则是满人与汉人的关系。如何缕顺这几层关系，把握其演变的趋向和脉络，对正确认识清代旗人社会及其内外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在这方面，旗人碑刻所蕴涵的信息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8旗组织包括满洲、蒙古、汉军3个部分，原本是多民族成分的结合体，正是由于这个组织的陶熔，才使多民族成分的差异逐渐缩小。内务府和王公府属汉军旗人，是汉军中与满族关系最紧密也最久远的的1部分，并因此被附载入《8旗满洲氏族通谱》。

 

尚氏家族，是内府汉军的1个显赫家族，关于该家族，现存有康熙6年（1667）101月《尚大德（尚兴之父）诰封碑》、《尚兴诰封碑》、《尚志杰墓碑》[19]。据《8旗通志》初集卷5，尚兴曾管理正白旗满洲包衣第5参领第6旗鼓佐领。《氏族通谱》卷74：尚大德，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国初来归。子尚兴任郎中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