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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
——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刘小萌
清朝定都北京，以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旗人，民人全部移居外城，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数10万旗人居住内城，除当兵做官外无所事事，加之经济收入比较稳定，到寺观赶会进香，施银舍物，很快成为1种时尚。更有善男信女，将土地慷慨施舍。舍地的既有旗人也有民人，而以旗人尤为踊跃。揭示旗人舍地现象，对了解旗人宗教信仰、与寺观关系以及土地等方面问题均有意义。笔者试以碑刻拓片为基本资料，从旗人舍地的来源、旗人施主的身份、旗人舍地的对象、旗人舍地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初步考察。 1、 舍地的来源 清代北京城内外的寺庙宫观，星罗棋布。寺观维持正常运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自身经营和施主（又称功德主、檀信、檀越）施舍，自身经营必须有寺观经济作为基础，不是许多寺观所能具备的，接受施舍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施舍包括：不动产（房、地）、银钱（用于扩大基址、修葺殿宇、僧道日用、祭祀香火、传戒费用）、实物法器。其中，不动产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收取租银），尤为寺观所重。 对于施主善举，寺观通常刻立石碑。这种作法，首先是基于对施主的表彰，同时也寓有奖劝善信慷慨解囊的目的。另外，舍地碑无异于永久性契书，对于证明土地来源合法性、防止施主子孙或亲属的无理纠缠乃至土地日久迷失，也具有重要作用。 舍地碑行文格式不尽相同，有的称颂施主善举，有的照录舍契原文，但不管怎么说，通常包含以下要素：施主姓名、舍地来源、额数、坐落4至、立碑时间，有的还要说明施主籍贯（是旗籍还是民籍）、施舍目的、所舍土地价格与质地，舍契交付，写字人、说合人、中保人（中见人）姓名，以及“永为寺业，各无争竞”，“永不反悔”之类的担保。 舍地碑对土地来源的说明通常比较简略，如说“有地”、“有开荒民地”、“自置地”、“自典地”、“祖业地”。说明土地来源，主要是为了确保产权让渡的合法性，使用“有地”1类的措辞却未免过于简单。其中，明确说明自置地的有康熙4109年（1710）岫云寺《5103舍地碑》，这也是目前所见旗人舍地碑中为时最早的1通： 大清康熙4109年岁次庚寅闰7月 信士5103同男苏兴捐金买稻田1段计囗顷，永远供奉岫云常住，以为香火。兹于康熙4106年7月吉日买稻田1段410亩，囗至本寺地，南至本寺地，西至砖瓦窑，北至官道。又4109年5月吉日买稻田1段610亩，东至本寺地，南至鹌鹑户地，西至官道，北至本寺地。 施主市银5百两买稻田2段共1顷。其地囗囗囗址俱开分明。 钦命潭柘山岫云寺囗持道林囗 [1] 岫云寺位于京西门头沟宝珠峰下，始建于西晋，初名嘉福寺。清代，因康熙帝题有“敕建岫云禅寺”，改名岫云寺。又因寺后山上有青龙潭，寺前山坡上遍植柘树，习称“潭柘寺”。 满人命名常取数字，是1种古老传统，如某人出生时，其祖父710岁，就给他取名叫“那丹珠”，即满语710之意，但满语名字毕竟难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径用汉语，这是汉族所没有的习惯，说明信士5103为满人无疑。5103同子苏兴于康熙4106年7月、4109年5月前后两次置买稻田2段共1顷，用银5百两，舍给岫云寺作为香火地。 自置地也就是置买得来的土地，因现地主拥有充分的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施舍手续比较简便。相比之下，施舍自典地因涉及原主权益，产权关系比较复杂，转让地权的难度也比较大。乾隆109年（1754）《福增格施地供众碑记》： 功德主、散秩大臣、副都统兼管右翼步军总尉事、佐领、和硕额驸福增格撰并书。 西峪云居寺，京西之巨制也。自滇师开山以来，不事庄严，清修苦行，因距先祖文端公先茔甚迩，是以余家3世护持焚修，将及610年矣。今有增格典到正白旗汉军石勇佐领下伊凌阿地210顷0510亩、瓦房105间、土房2105间、场院、园子、井、树，坐落新城县栗各庄，用价银5千两，契写310年后银到取赎。后因知僧格愿舍与龙天常住供众，石姓原典主亦乐劝善举，亲写“永不取赎”契约。是以余情愿尽写舍契施与常住，永为寺业，各无争竞，久远存验。 乾隆109年闰4月105日 [2] 云居寺又称西峪寺，位于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隋唐时代由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历代屡有修葺，成为规模宏伟、僧侣众多的巨刹，以藏有万千珍贵的石刻佛经板而闻名遐迩。 上引碑文无异于舍地契的翻版，由施主亲自撰写并书。立舍契人福增格，又译福增额，大学士伊桑阿之孙，尚郡主，诏封和硕额驸 [3]。伊桑阿系康熙朝名臣，死谥文端，入祀贤良祠，《清史列传》卷9有传。其家祖坟位于云居寺东南，今北京房山区岳各庄镇皇后台村 [4]。福增格祖孙3代、610余年间对云居寺始终护持焚修，他将典到汉军旗人伊凌阿地210顷0510亩、瓦房105间、土房2105间及相关附产舍予该寺，正是这种关系的进1步发展。当初典买这些土地，福增额共用5千两银子。如此巨额的施舍，至少在笔者所见旗人舍地碑中，是为数最多的1例。 福增格所施土地为自典地。与自置地相比，施舍典地难度较大。原因在于：典地是1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不充分的买卖形式，在土地出典期间，现典主拥有使用权、处分权或转典他人权，原业主则保留出典限满后的回赎权（如上引碑文中所云：“约定310年后银到取赎”）。在此种场合，现典主无法实现真正法律意义的产权转移，只有原业主声明放弃回赎权，才另当别论。在这起施舍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情景：福增格在征得石姓原业主同意，并由后者亲笔书写“永不取赎”契约后，终于将土地施舍与云居寺。 问题是：如果原业主不愿放弃回赎权，是否还有权宜办法呢？不妨参考民间流行的做法。《诸公施舍永为药王庙碑记》：村民张自贵施舍典契地5亩，典价1百510吊，日后价归香火。[5] “价归香火”的意思，就是1旦原业主按典契规定期限回赎土地，所付价银归寺庙收取。另外，还有明确规定将价银依旧置地的，《李永福捐助烧煤地亩记》写明：施主李永福将自典地两段，1段3亩典价510吊，1段3亩典价109两，舍于寺，倘原业主赎回，价照旧置地。又载：海玉堂交寺银210两，当年置典契地5亩，如原业回赎，仍然置地。[6] 在这种场合，碑文无1例外，都要注明典地价，以便日后办理回赎并用所付价银重新置地。诸如此类的做法，应该也适用于旗人。 2、 施主的身份 在清代社会里，旗人有别于民人而自成1社会群体。在其内部，上起皇族贵胄，阀阅世家，下至普通旗人，以至奴仆家丁，又存在不同的阶层。贵族显宦，广占庄田，家资富赡，施舍土地，尤为慷慨。前举福增格1次施地210顷余，是1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他们的大力表率下，民间满汉旗民向各寺观捐献田产、钱财也很踊跃。云居寺所存乾隆210年《吴王氏施地碑》、2108年《功德碑记》、《刘王氏舍地碑》、4105年《施财置地斋僧功德碑》、嘉庆7年《施宝幡碑》、同治3年《施舍功德碑记》、光绪2年《施财功德碑》等，都是这种活动的实证。 岫云寺内观音殿、文殊殿、祖堂、龙王殿、大悲殿、孔雀殿、地藏殿等许多建筑，都是陆续由旗民人等出资捐造的。在捐造殿宇的同时，还有人施舍土地，上引《5103舍地碑》，就是旗人将自置地施舍该寺的1个例子。据《潭柘山岫云寺志》：捐造大悲殿者为“信官5103”，[7] 与上面提到的施主可能是同1人。如果此推断不错的话，5103身为8旗官员，既独力捐造大悲殿，又购田施地，足以想见他信仰的虔诚和家资的富赡了。乾隆6年，怡亲王府总管李天福、王配为资助岫云寺举办龙华法会，各捐俸2百两，加上其他善信所捐2百510两，合置昌平州稻地3顷10亩。[8] 李、王2总管是王府中地位最高的包衣旗人。当时，进香岫云寺者“自王公贵人下逮佣囗氓隶”，慷慨捐施的实繁有徒。 戒台寺是与岫云寺、云居寺齐名的巨刹，位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马鞍山麓。戒台寺在唐代额曰“慧聚”，明正统年间赐名“万寿”。寺内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素有“天下第1坛”之称，因常在此台开坛传戒，俗称戒坛寺或戒台寺。乾隆510年（1785）《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集中记载了旗人向戒台寺施舍土地的1些情况： 立舍地人厢白旗宗室永锡佐领下宗室常福保，有地3段910[亩]，坐落通州南囗囗庄。庄南1段廿亩，庄西1段510亩，庄西南[1段] 囗囗亩，同庄头周永佩、吴兴、倪秉仁舍与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回，刻碑流芳。 乾隆4102年正月立舍地人宗室常福保 立舍地人厢白旗宗室永锡佐领下宗室荣喜，有开荒民地101段1顷6105亩，坐落通州南共吉店村南，同庄头周永佩、管家囗昌、中见人吴兴、倪秉仁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悔，刻碑流芳。 乾隆4102年102月107日立舍地人宗室荣喜 立舍地人厢白旗永锡佐领下宗室宁泰，有地1顷02亩，坐落[通]州南共吉店西；又苏家庄，房地相连，4顷有余1段，同庄头杨蓉与本庄大和尚，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永不返悔，刻碑流芳。 乾隆4104年8月廿8日立舍地人宗室宁泰 固安县西蛮子营村关帝庙是戒台寺下院，立舍地人正黄旗汉军邵源浩佐领下吏部小京官杨，有地3段410亩，坐落蛮子营村西2段，1段8亩，又1段5亩，村南1段廿7亩，同管家周德福、中人梁谟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 乾隆4104年10月廿6日立舍地人杨晙 立舍地人厢蓝旗包衣富森牛录马甲伊立布，有自置地1顷廿亩，坐落固安西苏家桥村北，南北地2段，每段610亩，同婶母廖门李氏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刻碑流芳。中见人姚廷必、官保。 乾隆4104年101月卅日舍 立舍地人徐廷佑，本身开荒民地101段共1顷410亩，坐落通州南宫（中缺数字），同中人情愿[舍给]戒台寺，永作佛前香火，刻碑流芳。自舍之后，如有亲族争竞囗有囗囗，中保人1面承管。 乾隆4107年4月初3日立舍地人徐廷佑 （以下尚有乾隆4108年102月、510年10月旗、民人等将“本身地”舍给戒台寺的契书，涣漫不清）[9] 上引碑由戒台寺刻立，载有乾隆4102、4104、4107、4108等年旗民人等舍地情况，似乎是照录舍地契原文，可惜部分文字已泐，难以辨识。 舍地旗人中有厢白旗宗室常福保、荣喜、宁泰，正黄旗汉军吏部小京官杨某，厢蓝旗包衣牛录下马甲伊立布，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尽相同，既有满洲也有汉军，既有皇室贵族（宗室），也有包衣牛录下人。只有徐廷佑的身份可能是民人。 6位施主共舍地10顷5107亩，其中5顷余的1位，1顷余的3位，910亩和410亩的各1位。说明旗人舍地多在顷亩以上。 碑文还反映了舍地必须履行的程序，由施主写立舍地契，并与庄头、管家、中见人等共同担保。碑文中提到的“庄头”，均隶属宗室，即宗室常福保的庄头周永佩、吴兴、倪秉仁，宗室荣喜的庄头周永佩，宗室宁泰的庄头杨蓉。清初圈占畿辅大片土地，将其中1部分分给皇帝和王公贵族，建立官庄和王庄。庄头是管理农庄的头目，有条件设庄的宗室贵族，都占有大地产。以后，1些贵族又通过兼并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宗室荣喜所施土地为“开荒民地”，应是得自民间的土地。 清初圈占畿辅大片土地，除将其中1部分分给皇帝和王公贵族设庄，大部分分给8旗官兵作为份地。因为份地是按“计丁授田”原则分配的，每丁5垧（1垧5亩），故占有大量奴仆壮丁的贵族、官员获益最多，“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10]。从而拥有设立管家管理生产的条件。印证上引碑文，旗人舍地1般都在顷亩以上，慷慨的施舍，说明他们的社会身份虽不尽相同，均属旗人中的富裕阶层。 旗人舍地，主要以家庭成员为单位。多数为男性家长（例甚多，从略），另外还有：父与子（《5103舍地碑》），兄弟（《起刚等施舍房产碑记》），母与子（《圣文寺香火地碑记》），孀妇（《吴王氏施地碑》、《重修关帝庙题名碑》），侄子同婶母（《旗人常福保等舍地碑》），都是些与所施土地有产权关系的当事人。 另外，旗人舍地，有时还以香会名义。在这种场合，施舍的是会众集体的财产而非1家1户的私产。 香会，是民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组织，在旗人与民人中非常流行 [11]。成立于雍正103年（1735）的岫云寺楞严胜会，例年会费除佛供僧斋外，103年间节余5百610两银，置地2顷，岁入租银2百010两，献给岫云寺永作香火之需。[12] 乾隆106年（1751）《广善米会置香火地碑》称：“京都西直门广善米会众发诚心愿买水园地供奉常住，以作永远功德。”该会用银1百510两，置地3段4104亩，每年取租银106两。永作戒台寺香火费。乾隆5108年（1793）《广善米会捐资题名碑》记载：该会由德胜门外索家坟药王庙1带旗民百余人组成，每年例往戒台万寿寺献供斋僧敬礼施食。会众捐资钱1百7102吊，置地310亩，“得租永作佛前香供”。[13] 这两个广善米会，会址不同，1个在西直门，1个在德胜门，可能并非同1香会。还有由宣武门内西单牌楼旗民组织的如意会，每年4月间往戒台寺“礼佛献供斋僧施食济孤”。在会首蒋廷臣、亢希表率下共施银3百两置地2顷，每年得租钱1百千，“永作佛前香火”。[14] 这些香会施舍的虽是地租，其实也是施地，因土地所有权已归属寺庙，并立有碑石作为凭证。 3、 舍地的对象 旗人舍地，以京郊名刹为主要对象（说见前文），也包括居处附近的中小寺观。雍正102年（1734）4月《重修关帝庙题名碑》记载北京西北郊大榆河等村旗民向当地关帝庙施舍土地的事实： 大榆河关帝庙施舍并自置香火地亩4至清开于左： 山主1等阿达哈哈番舒数舍地1段4亩，坐落庙南，东至旗地，西至庄窠，南至香火，北至旗地；又地1段410亩，坐落村北，东至旗地，西至道，南至香火，北至旗地。内阁学士和素施庙身地1段。牛录章京兼员外郎事石头施庙身地1段。牛录章京囗囗科泰施地108亩，坐落村东，东至旗地，西至民地，南至旗地，北至沙垌。宁秀布施地6亩，杜文路施地3亩，孔印凴施地3亩，共合102亩，东至道西，西至旗地，南至香火，北至庄窠。安尚仁施地3106亩，坐落关家坟西，东至坟，西至沟，南至道，北至旗地；又施地1段104亩，东至道，西至龙母宫香火，南至沟，北至道。姚门常氏施地8亩，庄门沈氏施地8亩，共合106亩，坐落村南，东至沟，西至道，南至坟，北至坟。自置香火地2104亩，坐落村东南，东西至旗地，南至坟，北至道。又置地4105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至坟，北至坟。又置地510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北至道。又置地104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至道，北至旗地。又置地3106亩，坐落村东，4至俱在旗地。又置地105亩，坐落村东，东西至旗地，南至道，北至旗地。又置地4105亩，坐落村东，东至沟，西至道，南至旗地，北至道。 厢黄旗包衣下那6哥、全德、全福、全安、全宁施香火地1段410亩，坐落玉河村东洼，东至民地，南至旗地，西至其[旗]地，北至其[旗]地。又置买地1段10亩，坐落村东翟家坟前，东至旗地，南至道，西至旗地，北至道(按此两段地亩系补刻)。 10方檀信芳名开列于后： 大榆河合村众善人等，皂甲屯合村众善人等，新庄合村众善人等（以下8104人名从略）。[15] 榆河，又称玉河（今南沙河），在皂甲屯东南方流过。榆河（玉河）村、皂甲屯（皂荚屯）、新庄1带，清属昌平州（今属海淀区上庄乡），是康熙朝权臣、大学士明珠家族的赐庄、宅院和祖茔所在地。康熙4107年（1708），明珠故后，明府总管安尚仁将当地东岳庙（在皂荚屯东）、真武庙（即关帝庙，又称高庙，在皂荚屯村南3里）、龙母宫（全称“龙王圣母庙”，在皂荚屯东北）重修，各延高僧住持在内，朝夕焚修，供祀明珠牌位。新庄，原名新立庄，在皂荚屯西南，据说是由明珠家坟丁和其他人户迁入而形成（即今之上庄村）。[16] 据碑阳《重修关帝庙碑记》，关帝庙始建于康熙4104年（1705），至雍正8年（1730），前后两次增修，庙观辉煌，巍然涣然。不想方过1年，突发地震，使210年之经营毁于1旦。僧人通理痛心之余，乃“蓄地亩之力，集檀信之资”，再次重修，雍正102年竣工，通理因撰此碑，将寺观兴筑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