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1)(3)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  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