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的更新-生物科学毕业论文(7)

　　可持续发展要求重视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目的在于真正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人”的双重和谐与良性互动，以彻底改变目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双重对立的不和谐局面。

　　一方面，就技术和经济理性而言，所谓的人类文明不过是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手段的进步与丰富。其实这一过程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适不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导致了“知识霸权”和“技术统治”的危险。近代以来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在表明“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泛化幷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中转变成为了“知识就是权力。”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的研究，所揭示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同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13]”在今天，“知本家”的出现进一步表明：资讯时代更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水平较高而且比较富有的人。资讯“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出现将加剧贫富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差距[14]，进而加速社会分化的趋势，高技术垄断也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重组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更令人担忧的是，“资讯社会由于其一系列的装备与人无关，将使人们脱离直接接触，因而有产生异化的危险[15]”。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电视机普及的社会效应是个人的孤独和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一切都充分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和技术展开，是造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对立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就人性而言，人来源于自然这样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表明人必须具有生物的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人首先是“生物的人”而后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人”。当人类因为没有了象徵动物属性的“尾巴”便自以为可以彻底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繫，有意无意的“忘记”自己的“出身”，将人与人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社会的关系，幷将人的本性界定为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对立便无可回避的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发展必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调控产生负面作用。当代人类对自然的驾驭和征服所引发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幷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可能性，更根本的是人类自私自利的结果。因为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它以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指导思想，以反自然为主要特徵，构筑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在不考虑人的生物性需要的情况下，将经济利益追求作为人的唯一目标，盲目的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以不受限制和无偿的使用；自然界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可以随意排放。于是，只要是经济上有利的，便可以无限制地作用于自然和改变自然，拼命地向自然索取，不断加剧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直至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其实，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性被简单化为社会性以后的人与人关系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是它的不可避免的直接后果。如果不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植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以自然规律限制人类的贪欲，也不可能真正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人的对立也是人与自然对立的基本原因。

　　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环境与生态的危机，已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的问题，是涉及不同利益集体之间以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重大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则反过来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适。因为随着人类自然生存空间的拓展，许多社会矛盾也将丧失赖以存在的前提。因此，人对自然的霸权态度的解除，也会有助于实现国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缓解。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已经幷继续为人们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开闢了现实的途径。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理性异化的扬弃，仅仅实施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理性与价值的有效整合。在这种整合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变数，且不可剔除；反之亦然。这是现代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意识到的问题，也是生态伦理、环境道德得以产生的缘由。而生态伦理或环境道德的产生又为实现理性与价值的整合提供了前提及操作模式[16].就此而言，可持续发展观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的双重和谐与良性互动提供了契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在目前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不具备充分条件。但在现实情况下，有可能争取实现相对解决的方案。如可持续发展所提出的在全球范围内就环境与发展而达成广泛的合作，就在打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屏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21世纪议程》更是将共同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明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需要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采取联合的共同行动。这一原则为人们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必要前提。

　　三、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人类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