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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制度建设 中国文化 诚信观 “经济人”假设;诚信缺失现象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因诚信缺失而出现的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越来越多。人们习惯地认为个人的道德沦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过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诚信缺失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只有依靠完善制度建设,才能在中国减少直至消除诚信缺失现象的存在。
历经几千年,“诚信”己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在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诚信观念淡薄了,“信用危机’旧益严重。是什么因素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地区的人们的诚信呢?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吗?本文试图分析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以及它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假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下,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强化人们诚信意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文化中的诚信观分析及其与西方“经济人”假说的内在关联
在儒家优秀思想文化以“仁”为核心和追求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规范体系中,诚信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最根本、最耀眼的伦理范畴和取向。孔子说儒者“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是儒者思、言、行,待己、待人、接物等方面终身格守的准则和规范。由诚而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者处世要“言必信,行必果”。在人际关系方面都要讲信,“无信不立”。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的先圣们尚且清楚诚信对社会运转、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为人们确立了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刀这里说的为己不是为自己的名利,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作秀。孔子提倡为己,所以儒学也被称作“为己之学”。儒家的道德教化要求“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的“修心”、“养性”来提高心性、道德水准。这些道德规范无疑对个人的心性涵养、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学术及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是源自汉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以及后来不断被强化的科举考试制度。凡是进人私塾及国子监的人,学的内容不外是代表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就这样被时代传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儒家道德规范不仅作用于官僚系统、士人阶层,而且随着士子们迫于生计加人商界,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
然而建立在国家意识上的儒家学说及儒家道德规范,以及由儒商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诚实、守信的经营规范,随着国家意识的转变以及整个国家在外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改变,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取消市场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加上十年“文革”,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糟粕大加鞭挞,培养和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人成为“政治人”,人的行为和思想被贴上政治标签,中国人思想中的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已甚微。儒家道德学说及规范的诚信理念难以真正内化,诚信行为缺乏内在支撑,一旦强制性的制度结构松弛,个人在诚信行为中就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论证和宣传,“利己主义,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响了人类活动,这种思想很快在18世纪获得了基础”。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斯密从正面在政治经济学中阐明了这一新型的“人的类型”,即“经济人”。建立在自利原则之上的西方“经济人”假说,从人的自利本质出发,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该目标行为在市场有效激励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所以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第二,“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第三,“经济人”假说的核心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中最有意义的问题,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 “经济人”假说将人的自利行为及行为后果同增进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经济人”假说因之而有了正当性及合理性、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