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2)

当然，浙东乡土作家对鲁迅的承传，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鲁迅作品的影响及鲁迅对浙东作家的引领、扶持。作为乡土文学的引路人，鲁迅以杰出的创作实践，为如何建立具有地方色彩的“国民文学”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尤其为乡土文学作家所瞩目。著名乡土小说作家赛先艾就说过，“他(鲁迅)的作品走到哪里，我就服到哪里。如果没有见到的时候，只要听见人家讲起，就赶快去找来补读“。此种状况，在同鲁迅有着同一乡土背景的浙东作家那里表现尤甚。他们对鲁迅的乡土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自然会受到更直接的启迪，鲁迅对他们也会提供更实际的扶持与帮助。这些作家几乎都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对他们的关爱是不言而喻的。许钦文是接受帮助最多的青年之一，鲁迅不仅曾多次帮他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还曾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帮助出版小说集《故乡》。而鲁迅所作“拟许钦文”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含有对青年作家的培植之意，更是传为文坛佳话。曾被鲁迅戏称为“‘吾家’彦弟”的王鲁彦在工读互助团生活期间，也曾到北大旁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在鲁迅的影响下，王鲁彦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王任叔虽然不是鲁迅的学生，却也听过鲁迅的讲座，同样深受鲁迅的影响。他曾自述读完《狂人日记》后对他心灵所产生的震撼，他记住了鲁迅的名字，并“马上感到包含在这两字里的一种热力，遒劲和严肃的意义”，“我的生命，仿佛和这两个字分离不了。他还长期使用鲁迅发表《阿Q正传》用过的“巴人’，这个笔名进行创作。许杰同鲁迅的交往不多，但他早在求学期间就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成为他最敬仰的作家，鲁迅作品的养分自然也是他所能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因为本来就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类似的人生体验，加上鲁迅独特的人格力量和他“过人的”、“非凡的文化意识”的影响，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王任叔自然而然地在文化价值观念及文化选择上认同了鲁迅。他们都有浙东人的倔强和硬气，对域外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鲁迅的影响下，他们普遍接纳了进化论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文学思潮而言，他们都主张文学‘.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是他们的主要选择。鲁迅的引领大大开阔了这些作家的文化视野。在鲁迅的影响下，浙东乡土作家有感于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们愿意“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写出他们的胸臆。他们在“暴露”和“治疗”上与鲁迅取得了一致的方向: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叛，他们在创作中也注意更多地去关注并揭示古老的传统文化环境和这种古老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病态的灵魂，正是从这里显示出他们对鲁迅精神的承传。

如果说，从文化接受源上可以看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的承传关系，那么对照两者创作精神内涵的联系性与承续性，对这种承传关系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认识。就文学创作而言，浙东乡土作家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解剖上。鲁迅是有着浓厚乡土意识的作家，这基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认知。“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老是很忠实的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正由于此，鲁迅一方面立足于浙东乡土，写出了浙东乡土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超越浙东乡土，将笔触伸展到更深远的文化传统上，其中包括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的解剖，写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其笔下的“未庄”、“鲁镇”是“老中国”农村的缩影，笔下的人物则是“老中国儿女”的真切写照。他在作品中以深邃清新的艺术笔调，生动展示了20世纪初浙东乡土人生和社会现实。过年祝福祭祖、寡妇禁忌、抢亲、捐门槛、社戏等大量民风习俗的描绘，使得鲁迅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浙东地方色彩。透过乡村习俗的出色描绘，则蕴涵着他对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传统中落后一面的深刻剥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