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浙东乡土作家群对鲁迅创作精神的承传

论文关键词:普迅　浙东乡土作家群　承传关系

论文摘要: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浙东乡土作家同鲁迅有着同一的乡土背景，又受到香迅的扶持与提拐及其作品的直接影响，对普迅创作精神的承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创作都立足于浙东乡土，承传了香迅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也写出了外来资本冲击下浙东农村的生活现状和农民意识形态的变化，拓宽了乡土文学的表现范祷。

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的作品对后来的乡土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沈从文曾经指出:鲁迅“于乡土文学的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绝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人一个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为近十年文学主流。”此为确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鲁迅之惠而作“贴近土地”、“描写土地人民”的乡土作家是颇不少的，其中崛起于浙东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许杰、王任叔等作家为代表的一个乡土作家群尤为引人注目。

就文学的承传意义而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同的文化传统的滋养，对于造就不同作家间的精神联系甚或产生更深层次的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王鲁彦等浙东乡土作家能够与鲁迅心灵相通，在创作上能直接得到鲁迅的精神承传，首先就源于他们从同一文化土壤中走出。浙东属越文化圈，越文化的深厚传统积淀，自古以来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文人学士。浙东人素来就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越王勾践、东汉王充、南宋陆游、明代黄宗羲等杰出人物的人品、著作、事迹，及他们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一直成为浙东人的楷模，对后世的文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非常大。浙东乡土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显现，显然是由于浓厚的越文化氛围的孕育。同一的文化承传使作家们在性格气质、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共同点，包括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方面表现出与鲁迅精神的趋同性。众所周知，鲁迅的刚毅性格与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同越文化传统相吻合，他年轻时就喜爱“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对越文化精神情有独钟，不仅在辛亥前夕编定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还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他“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文化中的反传统意识和斗争精神在其身上表现非常突出。正是在这一点上，浙东的乡土作家是承续了鲁迅的性格与精神的。王任叔说他“出身于四明故土，也就常爱读乡贤的著作。他称赞黄梨洲“身遭覆亡之祸，以一儒生而起义山寨”，赞扬张苍水、朱舜水等人“无一不亮节劲风，铃式后世”，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志高气硬、敢于抗争。许杰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表现出台州人的倔强与硬气。许钦文早年在绍兴读书时，常喜游沈园，登越王台，缅怀历史英雄人物;20年代漂泊到北京后，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则更是以刘宗周的刚强气节自勉。许钦文、王鲁彦的作品分别表现出了“包着愤激的冷静”和“在玩世的衣裳之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愈的特点，便同接受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浙东文人的倔强个性和不屈的反抗意识，使得浙东乡土作家同他们的导师鲁迅有着不可分割的承传关系。此外，类似的人生经历也加深了这种联系。他们和鲁迅一样，都从小饱受人间疾苦，故而能深味人间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他们生活坎坷，都是在艰难竭撅中完成学业，也都曾遭受失业的痛苦和世人的白眼。他们几乎都经受了包办婚姻的磨难:许钦文和他的妹妹一起通过抗争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王鲁彦为逃避婚事而到了北京。至于王任叔，则在痛苦地接受了母亲包办的婚姻后，“抛弃了我自身的一切，献身给社会。家道中落的悲哀或原本贫困的惨淡童年及坎坷痛苦的人生经历，使得这些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残酷黑暗有着强烈的心理体验。他们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接触和了解，使得他们对故乡故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此同时，他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原始性与残酷性也有深切体认，因而能敏锐地感受到为传统文化所包围的农民的精神的愚昧、麻木和心灵的痛苦。现实迫使这些作家也服鲁迅一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或者说如同鲁迅一样，都是“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的人们。都市流浪生活并没能消解他们的乡村情结和乡土意识，所以他们同鲁迅一样，虽生活在异乡，创作仍不免怀恋乡土，作品也无一例外带有鲜明的浙东区域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