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与出路分析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问题；出路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渐走向衰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由强纲领主张转向社会学有限论。然而，社会学有限论和强纲领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变革并未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质性问题，因此难以解决自身存在的固有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会走向何方?以协调论作为解决方法，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找到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近代科技产生以后，由于科技发展本身的需要，人类建造了大量的实验室;实验室的产生，使得科学逐渐远离了普通人的视野。现代科学的实用性、目的性加强了，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却不再为一般人所知道，成了科学家们的专利;科学知识产生的场所—实验室，也充满着神秘感;科学知识本身，也由于其越来越高深莫测，且其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只为少数的一些人—科学家所掌握，成了绝大多数人所无法企及之物。大多数人只能对科学敬而远之，最终只能把它当作崇拜的对象，科学主义由此而产生。至此，由于科学的特殊地位，人们对于科学的研究，只局限于科学发展的背景、科学发展的体制、科学发展的历史等科学的外围层面上进行。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成员主要包括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史蒂芬·沙宾和安德鲁·皮克林等人。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对于科学知识的研究，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只研究科学的体制性因素，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他们对以曼海姆为首的知识社会学学派对待科学知识的犹豫不前的态度，也持否定态度。出于对这两个学派的不满，他们提出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声称要用社会学的知识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全面的研究，外界称之为“爱丁堡学派”。

　　一、强纲领及其问题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从英国兴起之后，发展相当迅速。刚开始时，以爱丁堡为主要阵地，以宏观理论研究方法为主，致力于探求科学知识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与科学家所属的团体，科学家的社会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进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爱丁堡学派的领袖人物布鲁尔和巴恩斯共同提出了“强纲领”主张。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对强纲领这一主张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在该书中，布鲁尔声称“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应当遵守以下四个信条((tenets )"，通过这种方式，它就可以体现人们在其他科学学科中认为理所当然的同一种价值观。这四个信条是:

一、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将与社会原

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

二、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状态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

三、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

四、它应当具有反身性。从原则上说，它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和有关对称性的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它显然是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对它自己的各种理论的驳斥。

这四个与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以及反身性有关的信条，便界定了我们将称之为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的东西。

强纲领的四项原则一出，立即遭到来自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知识社会学界以及科学史界的激烈批评。在其具体应用到科学知识的解释中时，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因果性原则，因为它运用社会利益作为起点，强力推行对科学事业的单向解释，这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种以社会利益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单向理解模式，如何能够理解社会层面的双向互动的事物呢?这种做法，随着其运用的深人，会逐渐凸显出自身的弱点。哲学家霍华利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也对强纲领的因果性主张的单向因果性解释，提出了批评，因为单向的因果性解释具有排他性，并且强纲领还主张这种解释具有对称性，这就在客观上摧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基础，也否认了科学理性的存在，最终会导致相对主义大肆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