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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社会保障的伦理道德功能和意蕴(3)

2014-09-30 01:39
如果说群体是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有共同属性的社会成员组成的集团的话，那么，弱势群体就是在以上诸方面的拥有的可支配量（程度）低于社会均值、形成了对于较高地位群体的距离感和自卑感进而被彼此认同为一类人。为了全面概括社会弱者的本质，准确把握其周延性和确定性并体现概念的抽象性要求，在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中，所谓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能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群体。
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以弱势群体为对象，集中体现了它的人道性。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11]（P97）。所以，可以认为，人道思想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开始时借助于文学、艺术等形式得以表现，后逐渐延伸于其他各个领域，它的产生首先渗透着作为个体的人对作为“类”的人的本质、地位和价值的深刻关注，渗透着人关于自我人格和个性发展的理念，同时也融入了人的“类意识”对外在无常世界的自觉。人类在“类意识”的不断衍化、明晰过程中，逐渐将之移植于具体的个体，这首先表现为关心他人、尤其是关注那些处境困难、身受痛苦、生命垂危及遭遇各种打击、挫折和不幸的个体，对于他们来说，最残酷的打击来自于社会成员的无动于衷，因为，人的需要是多元的，物质的需要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拥有安全感和自尊感的精神需要更为重要。面对着社会整体的进步和人们精神状态的沦丧及人文环境不断下滑的悖论，如今应该特别积极地提倡：在人们的互动中，要“通过设身处地而理解别人”[12]（P208），要与人为善，要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托克维尔在1830年撰写《美国的民主》时已经注意到了同情心的日益广泛，现代的自由社会早已将其延伸到动物界和社会底层，越来越不容忍贫困、苦难和死亡[13]（P295-296）。这种人道思想是社会保障的灵魂，也是社会保障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人道思想更多的来源于个体“使自己处于另一个并不在场，”但“能通过经验与之相遇的人的地位之上，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解释这个个体”[14]（P323），来源于人的怜悯之心或将心比心的恻隐之心。卢梭认为，作为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自然美德，怜悯心实际上“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与受苦者起共鸣的一种感情”，怜悯心对于相对软弱和易于受到那么多灾难的生物来说是一种适宜的禀性和理性的支柱，人类所谓的关爱、友谊和同情无非是固定于某一特定对象上的持久的怜悯心的产物[11]（P99-102）。首先，每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任何人都难保自己能够躲避现实的捉弄；其次，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以优胜劣汰为，竞争的结果总有一部分人成为失败者，不得不面对收入低微和生存危机的状态。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话，那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助就责无旁贷。安东尼·吉登斯就曾指出：在用话语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方面，往往具有分配的不对称性，“那些生活在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不能用话语方式表述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他们的长期利益”，也不可能“将他们的利益和各种实现利益的条件联系在一起”[15]（P482-483）。既然如此，对他们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关注便是社会人道性要求中的应有之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社会和个人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在伦理道德方面应该体现出国家、社会对多数人的利益、权利和人格的尊重，体现出绝大多数人对共同利益的关心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这种关心和人道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应该是现实的、真诚的，因而也应该是具体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保障产品属于准公共物品，而社会保障供给属于不等价交换行为，惟其如此，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心智正常的社会成员不可能对它产生长期的心理依赖，因为，他（们）在获得免费的赠物时，付出了作为正常人的自尊和做事的失败感，得到的是作为怜悯和同情对象的自慰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所以，只要存有一丝希望，个人都会力图摆脱弱势现状。如此看来，通过有效的帮扶，能够重塑他们的人格尊严，因为“自尊必须与某种程度的成就感相结合，无论这个成就有多小”[13]（P343）。这样，就可以使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以乐观的态度和努力的行动应对生活的挑战，从而积极参与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毕竟，“人们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所感受到的满足取决于这些交往带给他们的期望，也取决于他们在它们当中所收到的实际利益”[16]（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