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边农村人口流动类型分析——以车轴村为(2)
2014-10-08 01:18
导读：1. 1974年车轴户数资料来源于车轴村公所《1974年农业生产统计年报表》。解放后村名及划分经常变动：迪古一、二社时称「光荣生产队」；吉同乐称「光明
1. 1974年车轴户数资料来源于车轴村公所《1974年农业生产统计年报表》。解放后村名及划分经常变动：迪古一、二社时称「光荣生产队」；吉同乐称「光明」，时设两个队，现一、二社为当时一队，三、四社为当时二队，故表上户数分两栏；今巴迪一、二社及嘎子乐一、二社、八家社称「红光」，巴迪一、二社为红光一队，嘎子乐一、二社为红光二队，八家社为红光三队，故分为三栏；吉皆乐当时称「文化」，吉皆乐一、二、三社分别为文化一、二、三队。
2. 1982年户数为当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车轴村户数，资料摘自迪庆州政府编：《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兑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3年3月）一书。
3. 1999年资料来源于车轴村公所藏《车轴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表》。
4. 2000年资料为笔者亲自找当地各社干部和农民核实录入。时恰逢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于金江乡政府获《车轴村户主姓名底册》。此次普查不实行「户口歧视」，无户者照录，另还包括村公所、小学校等集体户，但调查统计无需括入，故最后核实得出了上面的户数。以上的资料核实过程也说明搜集资料不应过分相信文牍材料，任何事情都要身体力行实地调查。 上表中户数裂分最多的是吉皆乐三个社、满库一社、嘎子乐二社；而吉同乐四个社及迪古两个社的裂分相对不多。尤其是吉同乐三、四社，1972年到2000年仅增加了三户。依江边传统，几个儿子分家即裂开户头，那么应不止此数，经调查，这仍是因为有子弟参加工作，裂分户头不在车轴村统计之故。吉同乐田地少，经商者不多，也没有乡镇，甚至连村道等公共设施都比较差，满库在这些方面的指标均比吉同乐强，但经济和生活水平却远远比不上。车轴所有村子吉同乐收入最高，这与参加工作者回馈母家庭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回馈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光以传统的钱款支援衡量。吉同乐四个社91户，在外工作者超过150人，其中回乡的离退休干部二十余人。可以说，这在经济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撑群体。就连笔者调查车轴村惟一的市场──每十五天赶一次的街子时，也发现消费者主要还是离退休老干部、城乡结合家庭和有人在外工作「吃皇粮」的人家。简单说，也就是家庭有固定经济来源（农人谓之「有闲钱」）的人在消费。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所以，车轴村上的贫富变迁和现在的贫富分化除了传统原因制约外，还存在着一个「工资」的解释。在一个基本依靠农业，工商业与市场都极不发达的较贫困的社区，存在着一定数量依靠国家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镇户口职工。他们或参与农村社区生活和农业生产（相当大一部分是「工资农民」），与整个社区有着天然的、无法剥离的关系，工资收入在社区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成为支撑（或部分支援）某些家庭的经济力量；或与农村居民结成联邦制家庭，对农村母家庭有钱款支援、资讯输达、代管子女等多种回馈行为。 表 2 几点说明：
1. 本表仅严格统计嫁到外省去生活者，嫁给到中甸务工的外省人但仍在中甸生活(最近两年增多)及嫁到外地州者概不列入。
2. 由于外嫁行为高潮是在1985年左右，现户数早已增加，故笔者选取了1982年人口普查的权威户数及人口来统计，这样能尽量构拟当时的实际状态。 当地民众都看不起外嫁女儿的家长，讥讽说是为了几百块钱卖女儿。由于外嫁妇女中苗族占多数，事实上这又成了其他族群加重对苗族歧视的例证。1985年左右，车轴村苗民约为五十户，外嫁妇女就有三十六位，比例确实相当高。在吉皆乐一、二社，几乎每户苗民都有女儿嫁到外省，有些家庭甚至达到三四个，二社郑国繁甚至五个女儿都嫁到外省。这样的事实对苗族的认同会造成吗？毕竟苗胞给外人的印象是族内通婚。不过，在苗族看来，外省人虽然也是汉人，但外嫁女儿和与本地其他民族通婚不同，因为前者不会直接对当地苗族族群的血统和认同构成影响。这一种现象姑且可称为族群认同中的「远亲近防」原则：一族群与遥远的它族群之间界线往往模糊，并且可以想象两者之间的亲近关系并付诸联姻等行为；但在与自己混杂居住关系密切的外族群之间，却因经常发生各种影响，感受到压力，恰恰需要加固彼此的界线。不过，这也从反面表明苗族并不是严格地不与外族通婚，互不联姻的主要原因还是外界歧视加固了族群界线所致。迪古和万举就得意地告诉笔者，只有苗民才往外嫁女儿，我们纳西就没有。但调查却证实，纳西族外嫁妇女也有十四位，不过从人口比例来说相对要小得多，并不像苗民那样，大量女性外嫁甚至对性比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解放后，国务院分别于1956年、1958年颁布《建立户口制度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版籍森严的户籍制度建立并逐渐完善9。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口流动。除了因毕业分配、招工招干、军人转业等不多的途径，农村户口的居民几乎不可能迁徙到城市。即使农村之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由政府指令搬迁，似乎就只有男女婚娶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迁徙理由。由于居民流动少，人员交际圈小，婚姻圈也就不断缩小，传统的一些婚娶路线消失，人口流动性也随着大幅度下降。村民告诉我，集体时出一趟门都要在生产队交假条，并且还要开证明带粮票，这样，要找个媳妇还不就在江边。以前民家人都跑到大理、剑川去找媳妇，解放后哪有这种可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策松动，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整个层面才重新有了人口流动的可能。到90年代，农民离开乡土往外迁移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移民行为。在车轴村，除到外地参加工作和女性外嫁，这也算是新近出现的外流移民。 传统社会把农民迁徙看成是当地生活贫困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民是迫于无奈而迁移的。以此观点为基准，历代政府总是把移民和人口流动当作不稳定的因素10。上世纪90年代今天也有学者提出「警世恒言」，认为外出打工现象值得警惕，因为从历史上看，流民潮的出现往往是不祥之兆11。对于中国这样的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徙问题，李普顿（Michael Lipton）提出的「农村沙漠化」颇能说明问题。该理论归结为以下几点：一、人口外出必然造成农村中最有活力、最有技术、最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流失，农业变得更为落后、松散，农村社区的自我维持能力也会减弱。二、外出者虽然会向农村寄回钱物，但数目少，作用不大，并会使居民产生依赖感，还有可能把所汇回资金用于仪式性的、炫耀性的消费，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入。如这样，则对农村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相反还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另外，如果汇款用于投资而非消费，那多半也是被已经富裕起来的村民利用，他们会变得更富有，这样相反会更加剧农村内部的不平等。以上事实也会促使外出村民回来投资家乡的行为逐渐减少。三、人口流动导致城市因素向农村渗入，这种力量对农村是解构性的，会导致农村这个具有内聚力的、同质性的社会分化，甚至加剧不平等。四、农村输出人口都是年轻一代，这使得农村居民生育能力下降，从而造成人口随之下降，甚至出现「荒漠化村庄」12。事实上，内地很多地方已有这种兆头。2000年发生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身上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李昌平于2000年2月10日含泪以一封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被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上书国务院。里面赫然提到棋盘乡「全乡4万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13，资料让人咋舌。 这是甚么原因呢，一位叫卢佳岭的农民对我说：「前几年这种事很少很少，出去打工的几乎都是男人，父母和老婆孩子留在家中。现在是把全家人一个不落全带走，好像是迫不及待要把农村的一切都扔掉，一点都不回头。我想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种田赚不了钱甚至倒贴。前两个月我去中甸，听说湖北省有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信给朱熔基总理，那些地方是真没有办法才往外跑啊15。都是农民，我看了很难受。江边倒没有这么差，但再这样下去也很危险。李昌平那里种田刚能保本，我们这边今年种一亩小麦有五十到一百元的收入，这都不辛苦费，也就是说把农民的播种收割、田间管理全白搭进去。像我们吉皆乐一社，本来就田少，有些家庭儿女没有出去工作的，几弟兄都窝在家中。前几年国家政策就有规定，不用再依据每家的人口数重新调整责任田亩积，这样一来，像隔壁的王程东，四个儿子一分田，每家就一亩多一点，你就是在田上绣花也没有用。读过农高（指中甸二中的农业高中班）、脑子活的三儿子阿桑就带着老婆孩子到县城卖豆腐去了，我到中甸发现他至少比在村里日子好过。像这样的事也是今年（2000年）才普遍起来，应该说是逼得没办法了。吾竹那边出去的农民比车轴更多。像堆满四社，很多家都跑到中甸守收费公厕，现在大家称呼他们『厕所队』。──守厕所还比种田好！另外还有『建筑队』、『垃圾队』，都是一个村一个村跑到中甸，靠在工地卖苦力、捡垃圾维生。不过，话说回来，车轴再怎么也走不到李昌平那里的地步。总体上江边田地并不少，吃饭不会有问题，但家里如果有小孩读书、生个病甚么的就真没有办法了。前几个月斯勒一家傈僳族为了供孩子读书，把房子都卖了一所，但卖了房子后你还能卖甚么？！如果再这样下去，农村还怎么发展？！话说到头，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粮价继续低，农民还会不断往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