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多元化——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
2015-01-22 02:57
导读:其次是城乡的经济增长差距决定的。 中国自2002年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其经济规模和市场正在加速扩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2002年为8.3%,2003年
其次是城乡的经济增长差距决定的。
中国自2002年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其经济规模和市场正在加速扩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2002年为8.3%,2003年为9.3%,2004年创造了9.5%的历史记录。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达到1.649万亿美元,同进入经济迅速增长期的2001年相比,三年扩大了1.4倍。预计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接近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四位。但是中国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目前城市与农村相比,人均收入前者为后者的6倍。人均能源消费量前者为后者的3.5倍,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迅速增长,这个差距在未来25-30年内还会加速扩大。未来农村的土地比现在更少,资源更紧张,而且就农业而言,大半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农村人口的未来将更加艰难。
可以预料,未来农村人口转入城市的机会成本比现在更低,如果不采取有力度的社会政策,加大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提升农民身份所拥有的价值,城乡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就是必然的。
第三是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差距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全方位社会化,吃、穿、住、行以及生产环节的种子供给、信息收集和处理、以及所有生产环节统统社会化,但是他们的经营方式是高度分散的。当社会化和小农户两个相反的要素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征与工业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是相同的。
社会化小农户的生产方式导致人均收入很低,而且只能以算术速度增长。而生活消费被城市现代化拉动,不得不走向高度依赖现金支出。现代社会的衣食住行都是市场商品,特别是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也都以一定的价格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且必须以现金支出。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现代公共服务逼得农民对现金的需求高度社会化,而且随着公共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的利益就受到更大的损害。可以说,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消费越高涨,农民货币支出压力就越大;货币支出压力越大,货币收入的压力就越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农民货币支出排序分别是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生产支出、人情往来支出、其他(主要是建房)。农民进城务工收入大量用于教育医疗支出。
显然,农民就算尽量节衣缩食,使自己的衣食住行少些商品化多些实物化——由家庭户供给,面对只能以现金消费的高度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也无计可施。尤其基本卫生和初级教育,成为小农户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消费,农民即便维持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消费,往往也需要借贷。收入以算术速度增长,现金需求以几何速度增长,两者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社会化小农户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货币收入最大化。所以,积累水平低下、内需不足的中国农民,陷入了借贷-消费-还贷-接待的恶性循环,他们无力城市化。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农民进城打工但却不愿做也不可能做城市居民的深层原因。
二、实现就地多元化需要进行社会政策设计
既然实现农民就地多元化是以形成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农村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为目标的,那么,经济增长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就不是度量现代化程度的主要目标。其实,收入与消费是一对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消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部分地脱离收入而具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例如,信贷消费,资产消费,还有转移支付消费等等方式使得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可能脱离即期收入而进入消费。通过消费与收入的间隔化以刺激消费正是被现代社会用来加速经济增长的一种工具,甚至不是生产创造了消费,而是消费创造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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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是创造转移支付式消费的重要工具。这个转移支付不需要付费,只要进行资格审查。社会救助是其中最典型的政府转移支付的例子。而社会养老保险是将中人和新人的资产转移支付给老人。职工购房是将职工所在单位的资产乃至社会资产部分地转移支付给了个人。只是,这些转移支付农民都没份,它们大都是对着城市人的。对农村全覆盖的社会政策有五保户供养、特困户定期定量救济、灾害救助和扶贫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是特惠制而不是普惠制,受益者是农民中的极少数人。最近两年新出台的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开始普惠制,各级政府给中西部缴费参加这项制度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20元钱,不过,由于政策规定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以大病为主,导致这些钱仍旧只惠及极少数人,约占人口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