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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伦理

2015-01-20 01:42 的提出

80年代作为一个"新启蒙"的，知识分子所以对其念念不忘，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因启蒙而构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社群之间的关系、亦即"我启你蒙"那种"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显然是其极为重要的缘由之一。启蒙作为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它有效地平复了前几十年由于启蒙与民粹的倒转，亦即知识分子从启蒙主体倒转为被的对象所带来的心理重创。因此，80年代是本世纪继五四之后最能让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时代。90年代不然，90年代的文化形势肯定是对80年代启蒙格局的消解，它重新书写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反启蒙"而是"非启蒙"。反启蒙是民粹的重新翻转，是知识分子重新成为被教育的对象；非启蒙不同，它是把知识分子从启蒙的中心放逐，从而使其成为被疏离的对象。这种疏离即"边缘化"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五四以后到80年代这一个甲子间，知识分子因其启蒙的颠覆从而蒙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话，那么，9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其启蒙的失落而一下子跌入的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而这"重"与"轻"对知识分子都是致命的，重还可能产生悲壮感，轻则纯然是一种出局感，两者俱使知识分子的时代抱负难以施展，偏偏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那么强烈。因此就不难理解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大面积展开，它以"理想"和"信仰"为旗帜，对世俗或社会世俗化进程展开尖锐的"道德批判"，并以此为过渡升华为一种反世俗倾向的"道德理想主义"。这一历程不妨看作是知识分子重返启蒙中心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它的意图显然是再度书写已经被改写了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再度确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精英地位。
从80年代到90年代－－如果把时间放远则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翻覆，给本世纪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就这个话题而言，本文的兴趣并不在于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如其上），那是"史"的任务。它所关注的毋宁是从变化中所抽象出来的"关系"本身，这是一个"论"的问题。"关系论"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侧面，它的研究定位似应当属于"知识分子伦理"。伦理问题即关系问题。伦者，类也，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理者，则也，因此伦理不但指其关系本身而且亦指这种关系构成的（道德）准则。以此相推，知识分子伦理讨论的就是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比如它与体制的关系、大众的关系、或曰整个社会的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它如何参与人类的公共事务。这种关系如果属于一种横向构成的话，那么，转换一下视角，它与社会的关系又纵向为它与历史的关系。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它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义务或责任是什么，角色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俱以"关系"为其枢纽，又以"伦理"为其称名，从而摆在90年代每一个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者面前。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洞穴叙事"与"有机知识分子"

本世纪知识分子虽然命运跌宕，起落反复，但由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启蒙情结"总是难以化解。无论是体制的"反启蒙"，还是大众的"非启蒙"，都未能使知识分子从心底忘却它对社会的那一种责任。这样一种心志，从精神资源上来说，无疑源自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谓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在一切事务上能够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一条恰恰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尽管当时还未有"知识分子"的称谓）。这里的"公开"即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由此可见，启蒙所构成的关系乃是"学者"与"听众"（转换成今天流行的说法，即"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这是一个模式，一个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模式。听众所以需要启蒙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性，因而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学者所以启蒙则是因为他们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其责任就在于对他人进行导引。在这样一个关系式中，知识分子无疑居其主导地位，大众则是它的听命者。因此，知识分子对启蒙的感情 ，除去所有的合理因素外，最内深处，还有这一层不可忽视的权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