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伦理(9)
2015-01-20 01:42
导读：在结束这项任务（就本文而言）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种与葛兰西相反的知识分子主张，即"无机知识分子"的主张。"有机"之谓，有一种反独立的意
在结束这项任务（就本文而言）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种与葛兰西相反的知识分子主张，即"无机知识分子"的主张。"有机"之谓，有一种反独立的意思，它不但是和社群集合在一起的概念，而且有机本身也就是整个社会机体的一部分，甚至是其中代表上层建筑的那部分。但笔者以为，知识分子不但应该"外在于"社会体制（任何性质的体制、包括自身所构建的学术体制），而且即使对由大众为其基本构成的社会机体来说，也应该保持一种"外在于"的精神姿态。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也仅仅是知识"分子"，它不代表任何群体，而总是意味着个人、独立、疏远、偏离。因此，在葛兰西看来某些不能接受的东西倒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比如他不能接受知识分子的活动"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的概念的"，而主张把哲学"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笔者以为"心态"可能是"心灵"之误，若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把知识分子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它就是用自己的哲学改造人们的心灵，使之与其相同。这是一种可怕的暴力）。并且，他认为，只有象后者这样，"才清洗掉自己身上的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其实，象葛兰西这样的知识分子生命恰恰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生命的取消。因此，当葛兰西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在实践领域"确定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并明确指出那些不这样做的知识分子，亦即"’结晶化’的知识分子却是保守和反动的"时，他才真正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真谛，尽管他的本义是否定。
这个真谛，就是"反"。知识"分子"的概念，落实在紧要处，也就是一个"反"字。"反者道之动"（老子），因此，"反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当是个贬义词（专制社会例外），至少它意味着一种自由的选择。当知识分子一旦作出这种选择时，它就不可能是"有机"的，而只能是"结晶"的。结晶即化解不开，或从有机体中析出，唯其如此，它才能保持自己游离性颗粒的"分子"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对那种"有机化合"过程的"反动"。知识分子与社会或大众的关系，就象它与体制的关系一样，是"反"而不是"导"。"导"是站在前面，而"反"则是站在对面或对立面。也就是说，除其一些紧要的历史关头外，知识分子一般并不是站在大众的前面，按照自己的设计，引导它们奔赴某个目标。历史的"正道"是任其，知识分子不应以任何意志改变这种自然。但，它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自然有时是极其可怕的，因为所谓自然即大众的自然本能毕竟具有不可避免的盲动性。面对这种"自然/盲动"的无意识过程，历史并不需要有人出来"导盲"，倒是需要有人"反盲"。能够自觉充当这个反盲者的，就应该是知识"分子"了。当然，它不是以体制的方式在反，而是以个人的即"分子"的方式，否则，这种反也就变成了另一种强制性的导。在这里，反的作用仅仅是对那种盲动的过程形成一种必要的"反拨"，而不是彻底扭转。如果把话进一步说明白，这种"反"并不是因为大众做错了什么。假设大众作为一个群体，它们的行为是一致的、意志是共同的、方向也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依然需要去"反"。甚至不妨说这是"为反而反"。当历史的合力由本来的众多方向而集中到某一个方向上，这时候，这个社会已经不正常了。它的危机性已不在于该方向、该意志、该行为正确与否，而在于它那巨大的盲动性之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惯性，还在于它以群体的意志、力量和行为有可能抑制个人的选择上的自由。这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对其"变压"，它以个体的反的方式来缓解这种惯性，使之尽可能达于某种抑制性的平衡。因此，对人类历史来说，大众的意志是其发展的"正题"，知识分子就表现为它的"反题"，这是两个方向上的力（只有正题而没有反题是危险的，反之同样），而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方才形成历史发展的"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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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反葛兰西的意义上，笔者所理解的知识分子角色就是一个"反面"的形象。这既是出于它的本性，也是它的一种责任，如果它还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话。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在它所表达的社会功能上，就是"只破不立"。立，如果是对自己而言，它可以任意地立意高远。但它不能也无权立意高远地去"立人"或"立社会"。因此，对于社会，它所能表达的也就是"破"了。"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它的所指既是体制也是大众，泛其言，是一切秩序性和集合性的力量。它专门对这种力量说"不"，以此体现自己作为"另类"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并非空穴来风，它的典型表征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位最早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总是在体制之外和大众之外发出自己的反对的声音，比如他居然反对当时的"民主制"，这是意味深长的。不妨可以这样解释，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没有民主制，他当然是而且应当首先是那种反民主的专制力量的反对者；而有了民主制，他又摇身一变为民主制本身－－这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的反对者。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从来就不是"最好的"，而是"最不坏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追求所谓乌托邦式的"最好"，而是批判既成现实的"最不坏"。否则，"最不坏"也有可能导致"最坏"。苏格拉底后来不就"最坏"地死于这种作为"群体专制"的民主吗？此则更可见他生前"反"的必要）。所以，从苏格拉底身上倒是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与社会应该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即"反"的关系中探讨有关知识分子的伦理及其准则，这既是知识分子中一直被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同时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