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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伦理(7)

2015-01-20 01:42
且不说这样的历史行动由于其反历史的性质，最终要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尽管葛兰西声称把乌托邦之类的空想变成了科学，又把科学变成了行动。但，现在看来，空想从来就没有变成并且也永远不会变成科学，虽然它可以变成一种所谓的"哲学"。而它所以变成哲学，恰恰就是为了给这种空想的行动提供合理性。当哲学的空想试图驾驭历史时，历史当然要把它摔个大跟头，但，同时摔下来并且摔得更重的还是那些被迫信奉并实践这种哲学的人。它们是真正的受苦者，既无辜又牺牲。本来，乌托邦作为一种空想原不可怕，它甚至有些可爱；但，可怕的是，有人硬要把它变为科学，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历史从而满足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尽管以所谓"历史规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科学）。并且，正是从这种由科学所指导的行动中不难透析出它所潜在的"专制"可能。又是专制？是的。专制问题乃是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或他这一派"实践哲学"难以回避的问题。前曾所述，葛兰西密切地论述过知识分子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坐而论道是不足取的，它应当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其介入形式，就是组织政党，从而"为所有在上能动的群众提供一种有根的领导"。这种领导是通过政党对世界观的确定以及制定与之相符合的一系列伦理任务来实现的。由于这种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和系统的、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在它的坚定的意志面前，已经由不得人们去选择它，而是人们被它所选择。因为，面对一个缺乏自觉意识的盲动的群体，葛兰西毫不犹豫认为"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体验"。"只能"意味着别无选择，"信仰"又意味着必须去追求。就这样，专制逻辑以政党的体制形式（合法化），又以世界观的信仰形式（合理化），使得知识分子的个己理想和乌托邦冲动变成了天下人所必须的实践行为。哲学因此变成了历史，人也因此由历史的目的变成了实现某种哲学目的的手段。
设若把这种形态的专制与传统的"王权专制"相较，那么，它不妨是一种"理想的专制"。这种命名听上去很奇怪，但在王权专制日益衰落的今天，它却成为专制的典范。而它所以专制，除了以上把"己欲达"的理想合理、合法为历史的理想外，显然还在于它作为理想已经升华或变异为历史的"目的"。目的论的历史只能是一部专制史。正如汉娜·阿伦特说："一切极权主义都是目的论的。"因为它为了达到目的，或者它为了把自己的选择变成所有人的一致的选择，非得诉诸极权不可。但极权作为手段，它的暴力性往往却为理想的目的所遮掩。尽管实际情形有时是，极权才是目的，而所谓理想的目的倒是为其合理化的手段。当然，后者往往是政客，前者更多是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而言，它既然认为自己的目的是正当的，因而所采取的任何方式（包括暴力和极权）当然也是正当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最早的乌托邦，同时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书。他的理想就是在国家中实现"正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柏拉图认为，政府可以撒谎，撒谎是政府的特权，因为它是一种"高贵的谎话"。并且，在他的理想国内，个人的自由是绝对被取缔的，因为自由妨碍正义的实现。正义作为目的，它的极端说法甚至是"哪怕世界消灭，也要让正义实现"。这种话极具鼓动性乃至煽动力，它是信仰的极致，也有其崇高的效果。但，这种正义论，其中的法西斯性也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目的论历史正是这样，把本来就是目的的历史偏偏变异为实现某种额外的目的的手段，于是，本来是手段的东西，比如正义，在变成目的的同时，也就变成了一种专制。柏拉图如是，他的后继者，比如葛兰西，或者今天的新启蒙者，亦如是，尽管正义的概念可以由他们换成另外的词汇，如"生活的更高概念""世界观""道德理想主义"等。只要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一旦冒顶人类的名义，再一旦逾越"群己之权界"，那么，《理想国》则势必成为它们共同的规范。在那里，理想与专制永远是互为表里的。易言之，通往理想的路，就是用专制铺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