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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2)

2015-02-28 01:14
　　要成功地经营商业，最重要的是确立体现商业经营指导思想的商业经营理念，而商业经营理念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经商赚钱，“见利思义”则成功，“见利忘义”则失败。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治产业，积居，与时逐”，“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家富“巨万”的秘诀就在于不贪利，薄利而多销，仅取“什一之利”。白圭经营农副产品，审时度势，以“智、勇、仁、强”的经营之道，讲求商业伦理价值对商业经营的反作用，被后人崇奉为“治生”祖师。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业和商人赢得了“无徽不成镇”，中国商界“遍地徽”的美名，其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不管是“先儒后贾”，还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都强调商贾的儒家道德观，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用义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给百姓带来便利。
　　先秦儒家“见利思义”的思想，现在来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可以促进和完善我国市场体制，帮助工商建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比如，在商业交易中要处理好交易主体双方的利益关系，注重互利互惠，公平交易。近几年大型连锁超市和专业连锁企业已经成为新的零售业态，其在商业零售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强大，但是随之出现了厂商关系不平等地现象。由于市场商品严重供过于求，生产厂家急于推销产品，掌握零售终端渠道的大型企业便频频逼迫厂家降价，不但实行代销制，还对厂家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而且长期拖欠货款。这就是见利不思义，没有注重互惠互利原则，是典型的不公平交易。表面看来这些企业获得了利益。但这是建立在损害对方利益之上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天津、福建、北京等城市不断有大型超市由于拖欠货款而倒闭的事实，就是很好的例证。

　　　　　　三、取之有义
　　孔子赞赏“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一行为准则。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话，说的就是“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行为准则。孟子也自觉地把“取之有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如果不合理，就是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认为是过分的。在儒家看来，“取之有义”还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孟子对伊尹帮助商汤取天下的行为颇为赞赏，认为伊尹的行为完全是以道义而不是以金钱为取舍原则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反过来说，如果符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这就是所谓的“取之有义”。
　　“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行为准则，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为商业经营行为准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是其生动的表述。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商业行为的根本法则，即道德追求和精神价值。依儒家的观点看，是说做一名儒家商人，经商办，要遵循商业道德规范，要光明正大地赚钱，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伤天害理的生意。东汉时的王符说“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认为经商与务农、教书一样都应该以正业为根本，以邪辟为异端，不准贩淫奇，攫取暴利，这样才能使商业健康。《谢家书》记载：东汉时公沙穆派人到市场代卖病猪，事先交代说：“如售，当对买者言病，贱取其值，不可言无病，欺取其价也。”代卖者到市场后不说是病猪，高价卖出。公沙穆知道后，立即追上买主，退还多收的钱，并据实相告。买者说既已成交就不必退款，公沙穆坚决要退，“终不收钱而去”。公沙穆经商“取之有义”成为四方美谈，因而大富。而令人沉思的是，据《郁离子》记载：赵国商人虞孚在吴国卖漆，本来可以稳获厚利，但因渗杂使假，失信于民，结果商品变质，本钱亏光，沦为乞丐，饿死他乡，这就是“取之不义”的应有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