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3)
2015-02-28 01:14
导读：，企业“取之无义”的经营行为大量存在，制假贩假、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等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经营者的行为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和道义。所
，企业“取之无义”的经营行为大量存在，制假贩假、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等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经营者的行为违背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和道义。所以，儒家“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对市场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企业应以自己优质价廉、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来占领市场，讲求诚实信用，童叟无欺；尊重顾客的权益，“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尊重顾客的意愿和自由买卖的权利；在“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前提下，即在有利于满足顾客需求和欲望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利润；遵纪守法，不做违背公德和有损于公共利益的经营，以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环境为己任，讲求利国、利民等等。只有如此，才能赢得社会大众的信赖，获得合理的利润。企业赚了钱，获了利，才可以扩大再生产，更新设备，不断开发出新产品，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结果是人我两利，即有利于消费者，又有利于企业，这就是遵循“取之有义”商业经营准则的必然结果。
四、先义后利
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失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人们的贪欲就永远也不能满足；如果先讲义而后讲利，人人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得到最终的利益。因为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讲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由此可见，孟子所谓“王何必曰利”，并非真的不要利，而是从统治者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荀子把义与利谁先谁后的提高到统治者个人荣辱和国家强弱的高度，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又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所谓“巨用之”，就是立足于大处，也就是“先义而后利”；所谓“小用之”，就是立足于小处，也就是“先利而后义”。做法不同，取得的治国效果就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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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领域，强调的是商人在考虑商业利益的时候，必须重视商业道德境界高低的问题。商业道德境界低，则“先利后义”，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必定没有一个发展的前景，甚至走向欺诈、坑蒙拐骗的末路；商业道德境界高远，“先义后利”，以国家、民众利益为上，胸怀宽广，高瞻远瞩，得道多助，必定会取得理想的商业经营效果，既利国、利民又利己。《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商业经营中“先义后利”的典型例子，对今天的企业经营者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有一次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说是收回债买些家里所缺的东西，结果冯谖到了薛邑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老百姓，并烧了那些债券。冯谖返回后，孟尝君问收债后买了什么，他说买回了孟尝君家里所缺少的“义”。过了一年，孟尝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携幼步行百里来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最终却得到了“义”（老百姓的拥护与尊敬），对孟尝君来说这是最大的利了。
上许多商人立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处，在保家卫国、反对侵略战争的“巨用之”上，表现出“先义后利”的远见卓识。《史记》记载：“穆公元年春，秦穆公使三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郑国商人弦高的机智和义举，挽救了郑国。西汉时，国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骚扰，商人卜式提出愿把自己的一半家产献给国家作防务费用。当人问他为何这样做时，他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匈奴可灭也”。徽商捐资修路、救济灾民等“义行”、“义举”，也体现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收到商业经营效益日益增长的长远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