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视界(2)

一种个体言说在知识社会学视界内似乎天然的就具有一种由个体论述向主义话语转变的冲动。于是面对“当议”，陈独秀觉得缺少内在的力度，于是紧随其后张起“革命大旗”，用“写实”、“平民”、“社会”“三大主义”取代“八事”。“主义”与前面的“当议”不同，“当议”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体话语，其目的是唤起注意，从而在共同的话语建构中寻求改良的可能。而主义话语是在寻求一种社会合法性的地位，于是他们的思维成了一种行动性思维，一种革命性意志。于是“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口号纷纷出台。一旦主义话语形成，个体言说中的行动势能就会突破纯粹的理性领域实现释放的领地，并且会以一种近似如非理性的方式来固化自我言说的优越性和不可移易性。于是胡适被陈独秀的独断意志所征服，称自己“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于是孕育于传统中的白话与文言，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俗文学和高雅文学、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被设置成一种偏至状态。在一种自我绝对化的致思路径中后者的命运自然堪忧，最终他们被置于一种敌对、异己的情境中。于是白话文/文言文被新文学/旧文学同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就与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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