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视界

　　论文关键词:文学革命　理论视界　知识社会学　进化论　人道主义

　　论文摘要:文学革命作为历史事件已渐行渐远，但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元话题”。如何认识其理论资源，话语方式，内在结构与历史效用……不仅成为我们解释历史的必需，而且是我们现时的“在”的敞开。在伴有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经验与文化资源的参照下，我们发现“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点、进化论的论证方式、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构架。

文学革命作为历史事件已渐行渐远，但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元话题”。在伴有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经验与文化资源的参照下，我们会发现试图用单向一元式思维去把握五四只会是无所适从。正如E，卡西勒所说:“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与追求、破坏与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自然，要真正了解“文学革命”的理论视界，只能将其还原为现象本身，在遵循其发展变化、破坏与建设的具体进程中才有可能实现。本文正是循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力图贴近“文学革命”的本身，去深人把握他的理论资源及其影响。

1917年远在美国的胡适“首举义旗”，发表了《文学改良当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次月，陈独秀以“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激进和昂奋，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竖“文学革命军”大旗，力倡“三大主义”。尔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纷纷撰文予以响应，激荡鼓呼，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在以《新青年》为核心的阵地上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现在我们以阐释者的眼光进人《文学改良当议》、《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之文学改良观》、《易卜生主义》、《再答胡适之》等策源文章时，可以直觉到发动者强烈的功利实用心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开篇就道出“文学革命”的目的，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尽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其目的是将文学革命的价值直接导引到政治道德领域，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钱玄同称:“要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须“驱除淘汰那陈腐的旧文学”。胡适受经验理性主义的熏陶，在《文学改良当议》中虽多从文学自身诸种因素置言，但也很快由“当议”转而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由平和而激进，在《易卜生主义》中也是高呼“……若要政治好，须先认识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娟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缝凝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现在许多论者在评价“文学革命”时往往以此为据，苛责其政治功利与实用理性的倾向。显然，此种言说只是停留在浅层的性质皮相。

近代以来，先进知识者“别求新声于异帮”，积极引进西学，旨在变革中国社会种种的腐朽破落，其作用并非在于政治一途，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伦理、教育、文学、宗教各个方面。民族式微、国势颓败引发的生存“大恐惧”让其种种努力都不可能限于纯粹学理的冷静，而是努力建构知识理论与社会变革以及政治新变之间的关系。用舍勒的观点来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知识类型与质料与社会结构与性质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见，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其理论视界中最为重要的一维便是知识社会学。甚至可以说，整个新文化运动都带有鲜明的知识社会学色彩。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启蒙，则启蒙意味着:种种新型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具有直接的政治效能，社会知识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科学理念成为实在的政治力。社会制度安排须按科学的知识原理来构建，而不是按传统的(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价值理念)来修正(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在那种学说纷纭，思潮迭起语境中，文学自然也被融人这样的一种实践情境，至于追求其功利效用也就自然而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