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九一八”文学解析(2)

鲁迅对某些军阀在民族战争中的丑恶表演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文人无文》中写道:“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这是对军阀们所谓的抗战的绝妙讽刺。鲁迅还在《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的丑恶嘴脸，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与腐朽性给予了任情笑骂，显示出一位仁人和智者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 青年学生历来最富爱国热情，并有着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民主的实现而献身的精神。鲁迅一生中总是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向历来的专制独裁统治者抗争。1931年12月17日，各地青年学生为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政府居然下令镇压，当场打死20余人。鲁迅于20日撰写著名的《“友邦惊诧”论》，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施以愤火与毒焰，进行猛烈的挞伐。翌年1月8日，又撰(“非所计也，，》，继续批判国民党当局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并惊醒人们:国民政府对侵略者讲“友谊”，但对爱国民众是不讲“友谊”的，再也不要搞请愿之类的事情了。这与他在北洋军阀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中的立场是一脉相传的。对于中国的专制政府不要搞请愿是鲁迅的一贯主张，这是他基于对中国封建政权的深刻了解，这一点至今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专制统治者都善于搞两面手法。因为他们的独裁统治和政策，若是不加以梳妆打扮，便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蒋介石政权亦如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不签定任何辱国丧权条约”。鲁迅曾作《不求甚解》，揭露这些誓言的欺骗性。由于蒋介石一面下令对日军“绝对不抵抗”，一面大谈“救国”，在此种政治决策的掌控下，当时画报上甚至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鲁迅指出，这是“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其实是用作戏手段来掩饰投降政策。鲁迅对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立场相一致。他指出，国民党所作的“誓死抵抗”之类的“宣誓”，其实不过是中国人惯用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娟”一类的“赌咒”而已，“是信不得”的。而“‘天诛地灭，男盗女娟’—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子日诗云一样。”我们从此句可以看出，鲁迅事实上是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批判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他的这种批判带有历史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意味。而《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则更为明显，其中说道:“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此处既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的批判，也是对无持操的国民性格的批评。《礼》则揭露蒋介石政权所鼓吹的“礼让为国”的实质要人民听任侵略者的宰割。中国人的“礼”在历史上其实给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更多是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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