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九一八”文学解析

　　论文关键词：“九一八”；鲁迅；文学；政治批判；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抗日文学虽然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完全主导地位，但已成为新文学的劲旅。鲁迅仍是这支劲旅的主帅。他不仅用文学推动抗日斗争，并且同时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尤为突出的是，鲁迅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之际，一以贯之地进行民族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因为当政者和国民劣根性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刻的种种表现，使鲁迅感到民族战争取得胜利分外艰难；更使他觉得倘若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振兴，即便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民族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作为反映时代与社会的中国新文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抨击日本侵略者、反映中日民族矛盾的各类作品。它们与“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所形成的抗战文学是一致的。蓝海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中认为，抗日文学始于“七七”事变。我们觉得，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这一段时间，虽然就全国范围来看抗日文学在整个新文学中尚未如同“七七”事变后那样取得完全主导地位，但毕竟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拟将此间的文学以及其后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的文学命为“九一八”文学。而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导师和旗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创作了众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杂文居多，是中国“九一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鲁迅对“九一八”文学极具独特性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立即作出反响。当时“左联”所领导的刊物《文艺新闻》曾向上海文化界某些著名人士征询看法;鲁迅是这样说的:“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此处鲁迅从两个方面评析“九一八”事变的意义，从中国着眼来看: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将自己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对中国的“膺惩”，这种“膺惩”在鲁迅看来既是对中国军阀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又看成是对中国民众的—中国民众虽然备受中国军阀的压迫，但又有着十足的奴性;这种奴性的存在使得他们尚不可能推翻军阀的统治，而只能在外敌人侵时蒙受更大的苦难。当时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广大国统区特别是沦陷区民众确实基本上处于此种状态。从世界着眼来看，鲁迅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进攻苏联的先声。虽然此种观点有人认为是受到了王明左倾临时中央的判断的影响，但鲁迅却也表现出他的深刻之处:他看出了民族斗争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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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立场，鲁迅对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乃至卖国投降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抨击。应当说，鲁迅就中日关系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相当全面的。

1933年9月18日，适逢“九一八”事变两周年，鲁迅作《九一八》。此文并非对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抨击，而是辑录报刊所载有关“九一八”两周年纪念的消息，通过巧妙的编排，揭露蒋介石政权空喊“救国”实际上极力镇压人民抗日的罪行。此文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正是鲁迅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重要战斗方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大讲“攘外必先安内”。鲁迅首先对这一口号展开了批判。鲁迅在《文章与题目》中指出这一口号的实质乃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可谓鞭辟人里。《中国人的生命圈》则更为明确地抨击了国民党政权对苏区的进攻，其中写道:“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事实上鲁迅在此处已深刻地指出由于蒋介石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华民族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对于国民党政权同日本侵略者的勾结，《对于战争的祈祷》一文有着更为深刻而形象的揭露。鲁迅认为国民党当局对日军采取了打败仗的既定方针:“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翰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这种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人木三分。鲁迅用此种明喻将卖国贼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鲁迅对“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批判最力者当属《“有名无实”的反驳》一文，其指出国民党政权的逻辑是，非但不反对敌国外患，而且“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好为惩治人民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