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愚、弘韵与启蒙一浅析王小波杂文主题(2)

表面上看来，王小波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激烈批评，仿佛是一种失去理性的“极端主义”，实际上，这种激烈的态度和决绝的勇气恰恰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大爱。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王小波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人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磐”的需要，那么就不用再担心所谓的什么“民族虚无主义”。尽管在一个以中庸闻名的国度来说，这种特立独行的“异质”注定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从这一点来讲，在对中国文化、国民心态的批判与解剖方面，王小波是当代杂文作者中真正追随着鲁迅、继承了鲁迅的一位。这也正是他的杂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王小波的杂文，我们确实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王小波经常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批评的靶子。不过，这显然和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以及出国留学、回国任教、辞去公职专事写作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指责王小波丧失了“平民立场”。他之所以经常以“知识分子”为言说对象，只不过是他对中外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着更深切的体悟罢了。其实，王小波关注的是所有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他自己甘愿做“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是明证。同时，正是由于上述经历，使王小波不仅能从自己身处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出发对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作纵向比照，而且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和心态，超越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我们的现实、历史与传统文化加以横向观照和理性批评。如在杂文《我看文化热》中，作者就指出: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文学者就会朝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经常是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认为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即使是关于道德方面的讨论，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因为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作为底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在现实中国里，道德激情有余而知识理性不足的人恰恰并不在少数。在他的另一篇杂文《论战与道德》里，针对前些年一些文人学者偏激地批评“文人下海”是“堕落”和“厚颜无耻”的说法，小波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在商业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惟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在小波看来，这简直“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因为这样危险地赌来赌去，最终的奖品不过“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显然，小波对中国文化界千百年来“道德至上”的偏见深恶痛绝。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如罗素所说的那样:追求“参差多态”的幸福和“思想”的乐趣，因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1](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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