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愚、弘韵与启蒙一浅析王小波杂文主题

[论文关键词]王小波 文化批判 科学 民主 自由

[论文摘要]王小波的杂文始终以理性的态度，批评传统文化弊端，倡导科学、民主和自由，显示出知识分子可贵的自醒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1997年4月11日凌晨，年仅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而碎死。正值创作高峰的他和当代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留给读者的只是无尽的惋惜和怀念。小波是一位颇有争议的自由作者，他生前的许多小说在国内无法发表，却有多部作品在海外获得大奖。直至花城出版社鼓起勇气准备正式出版他的时代三步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时，他却又匆匆告别了人世。而作为杂文家，王小波为世人所知还是其去世前后一两年的事。生前，他的杂文零星地出现在大陆的《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在其身后，则先后有《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三部杂文随笔集间世。尽管作者本人生前曾经说过，若拿小说和杂文相比，他对自己的小说更为看重，然而客观的事实是，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的传播，小波的杂文以深邃独特的思想和幽默辛辣的语言受到了无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关于王小波的话题广为传播，许多读者和网络写手甚至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荣，至于“军代表”、“道德教师”和“特立独行的猪”之类源自王小波杂文的网名更是数不胜数。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少部分人文学者(如李慎之)认为王小波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外，文化界大多数人士对王小波及其作品依然保持着沉默。主流文化的暖昧态度和互联网(民间的)上的狂欢景象形成明显的对比。不过近两年来，却有一些学者专家(如王晓华博士)站出来对王小波及其作品予以批评。综而述之，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王小波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伤害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小波的作品过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却忽略了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者—人民大众。然而，事实上，凡是认真读过王小波作品的人都会发现，这样的批评对于王小波而言，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在王小波逝世7周年之际，本文拟以他的杂文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内容和主题思想进行深人分析和解读，以期达到公正评价王小波及其作品价值之目的。

无庸讳言，王小波首先是一位传统文化的批判者，这一点从他的众多杂文作品中不难看出。王小波杂文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便是他的作品很少像时下常见的许多杂文作品那样，直接就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某种现象进行讨论和批评，而是更多地将笔锋指向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对其负面和劣性予以深刻的解剖和批判，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理性思考特色。如在读者中引起广泛争议的《知识分子的不幸》、(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等篇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就是作者针对知识界颇为流行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论调有感而发的。作者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论调实质上是本世纪初以来就根植于国人心中的救世情结的翻版。早在几十年前，梁启超便乐观地预言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文革时代我们也曾有过“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在王小波看来，这些都只是一种典型的一厢情愿式的“瞎浪漫”而已。王小波借用李敖的话对这种盲目乐观、自说自语的瞎浪漫作了辛辣的讽刺，认为他们无异于是在“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很显然，王小波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那种自我陶醉、夜郎自大、抱守残缺、沉醉于浪漫的空想而不能自拔的“阿Q”式心态。为了回敬那些怀有“救世情结”的“国学家”的蛊惑宣传，王小波还写了《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等系列杂文予以反击。比如，他拿老百姓常说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作比喻，尖锐地指出“儒学的罐子里”同样“长不出现代国家”。他还说:“大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也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又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回顾起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这些文字教人立刻想起鲁迅对杂文这一文体定义性的赞许:“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分明饱含着战斗的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