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

　　[论文关键词]萧红；小说；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萧红从现代文化视点出发，对源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透视。她揭示其扼杀人性的残酷性、污染童心的腐蚀性、鬼神文化的荒谬性以及落后于时代的陈滞性，从而呈现出深刻而独特的文化批判意识。

作为三、四十年代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代表作家，萧红的创作自觉地流露出对东北历史文化的剖析和批判意识。这既来自于内忧外患双重压迫下痛苦的内省，也来自于作家对历史的重负和阻碍民族前进的国民性病态的洞察。萧红信奉“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致力于“改造国民灵魂”的巨大历史课题。当她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来观照和反思她所熟悉的原始性的农村生活时，一种难以排遣的忧郁悲愤之清深深地搅扰、震动着她，她开始认真地思索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其创作的侧重点也从揭露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转移到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上来。因此萧红的作品的意义就不止停留在以社会上各种人生悲剧来反映现实的残酷性这一层面上，即不仅仅要揭示社会表层的脓血，更要致力于表现广大下层人民心灵的严重疤伤及造成这一创伤的历史文化原因。

(一)揭露封建传统文化观念违反和扼杀人性的本质

中国是礼治社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治文化重视人的行为规范，礼治文化的行为规范与人的自然天性相抵触。在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妇女和儿童首先成为病态文化的受害者。发生在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等女性身上的悲剧是封建宗法社会男权文化扼杀人性、摧残生命的结果。“女人非人”，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这种观念已经深人民族精神、社会心理，成为一种共识为人们所接受，进而凝结成顽强的传统意识、巨大的历史惰力，主宰着妇女的肉体和灵魂，规范着妇女的言行和举止。人侵者的强暴、剥削阶级的残忍固然虐杀了许多女子的生命，然而更为广大的妇女却牺牲于这种代表着男权的传统文化之下。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一生受尽坎坷欺辱、伤痕累累的萧红，对于“人”的尊严，有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哪怕是最微小的无心的贬抑和伤害，都会引起她心灵的颤栗，无尽的哀怨。她不无恐怖地发现:在中国普通百姓中，“人”不是“人”，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常规、常理，而“人”要成为“人”，却十分自然的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和习惯。

《呼兰河传》中的那个活泼、健康的小团圆媳妇，就因为她在世俗眼里“不规范”、“太大方了”、“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得太多”，就被认定为“不知羞耻”。中国封建社会的童养媳也就是“受气包”同义语，要处处看脸色，要表现出奴性。小团圆媳妇的所作所为当然不够格，于是牵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用鞭打，用烙铁烙，用开水煮……几起几落的重塑最终扼杀了那个活鲜鲜的生命。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是个开朗、热情、健康、能干的姑娘，不少人想要她做儿媳妇。可是，正是这个“带点福相的王大姐”一心追求自由恋爱，看上了磨官冯歪嘴子，并为其理家生子，从而触犯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礼教信条，最终成为众矢之的……在生活的艰辛和周围冷酷无情的气氛中，辛苦挣扎的王大姐终于日渐憔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死去了。这个曾经爱说爱笑、热爱生活、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像花一样由于备受摧残而过早地凋谢了。小团圆媳妇、王大姐们的悲剧，正是作为个体的女人力求独立自主安排自我命运的权力受到作为整体人的代表—男权主义和习惯势力无端践踏的悲剧。“历史和数目的力量”被奉为真理，以权威的面目出现，成为公众的尺度，与众不同的人与事(小团圆媳妇、王大姐的反世俗精神)便因此被视为异端，从而制造出“众口栋金，积毁销骨”的罪恶。《小城三月》中翠姨的悲剧让我们惊诧于传统伦理规范渗人骨髓的腐蚀性，此时的“公众尺度”已经由公众的外部维持内化人人的心灵，翠姨心中的爱情小苗还未等到破土就已被心中的“尺度”封杀掉了，只留下一缕淡淡的哀愁飘忽于她的青色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