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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1)

2016-09-18 01:53 提要：当代中国有了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当代中国，多元思想并生，对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其实体现了对历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诉求。一方面，需要对各种思想兼容并包，维护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和批判当下所信奉的现代性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现实中每个个体的关怀与认同，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同的价值秩序和文化理想。关键词：文化身份；现代性；多元思想；微观叙事一、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认同问题如影相随，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一定要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才会得到恰当的认识。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民族文化的意识不能容忍‘西化’，但却会为‘现代化’所激动”[①]。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书写现代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造，再到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的引进和学习，“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而文化认同问题带给中国人的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焦虑和不自信。于是，对传统的批判几乎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旋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模式”、“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等随之成为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热等文化景观。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些表明，经历了几十年现代化观念洗礼的中国文化，开始逐渐走出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自主的身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开始试图寻找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认同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身份的困惑。全球化使得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同倾向，从而导致在文化形态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征，亦即流动性的出现，全球性的人才、市场、文化的流动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从而导致连接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纽带出现了断裂，很多时候，人们认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人们的实际生存经验不一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带来了一种身份的困惑。因此，这必然会唤起不同民族国家内在的身份意识，人们需要一种认同的力量从而能够凝聚在一起。其次，进入“后冷战”时期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甚至融合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同一性，不同的国家需要在文化层面确立自己自主的文化身份，从而构成一种民族认同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是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而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仅要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一席之地，还要能够和其他文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流，在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要用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从而真正推动一种新的现代形态的文化的建构，而这涉及到的是“中国形象”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以什么形象走向世界的问题。所以，一方面，需要寻求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要思考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的新的文化形态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对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仅仅是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的开始，而并未结束。换言之，如何建立文化身份，建构何种文化身份，从而实现自我的确认，依然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二、多元的当代文化生态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多元思想共生，并未有一种稳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被普遍认同，多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构成了我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②]。不同的思想形态往往决定了对不同的文化的认同，怎样理解并正确处理这些不同的“构成性力量”应该是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概括起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文化形态：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如同“国学”概念一样，“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相当模糊，儒家思想自然是其代表，但“传统文化”又绝非仅仅是儒家思想。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它所涵盖的范围和精神特质，对其进行挖掘、复兴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对待传统依然要保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精神，因为“问题在于应该意识到传统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种对先辈的选择和评价，而不是中立的记录”[③]，所以，在理解传统的同时应当具有一种现实感，理解传统不是为了牺牲现在，更不是为了牺牲我们日常的生活。文化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动态的、演变的，不是简单的就能用进步和落后这样的观念来解释。当支撑一种文化存在的具体的礼仪制度和价值秩序已经消逝了的时候，我们所要继承的传统就应当具有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应该具有建构性，而非某种僵死的对象化的存在。充满悖论和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张扬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在不断的消退，反而是传统中那些惰性的、负面的东西却很顽强的延续下来，不断地构成对我们建构现代文明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传递的应该是那些经受过现代观念洗礼的传统思想，使这些思想能够为建设现代社会，建设新型的文化形态提供思想资源。换言之，应当让传统更具有现代感，并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构成性力量。第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自身对现代性观念及其问题的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建立起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并形成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动力的现代性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更进一步，又变成了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所说的“宏大叙事”。而20世纪西方思想家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化，亦即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在今天对于已经走上现代性的不归路，社会发展问题丛生的当代中国来说，对于建构现代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理性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强调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文化上的中西对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百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建构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西方话语的绝对支配权，用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生硬的撕裂中国文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应该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要学习、借鉴西洋学说，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本民族的文化立场。正是这种观念撕裂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事实上，在今天，完全可以跳出这种文化身份的撕裂和困惑，因为重要的不是怎么复兴传统文化，也不是到底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站在今天的语境中建构何种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没有这种文化理想和价值指向，建构文化认同就必然是一个遥远的梦。第三、“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书写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打“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改造国民性，都是建构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必然组成部分。理解五四，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和演变脉络来考察，还应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李龙※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