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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2016-11-02 01:13

　　[论文摘要]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论文关键词]傅斯年；自由主义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著名学人，他的一生跨越了20世纪前半期这一我国风云剧变的动荡而混乱的年代。自他幼时起我国就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这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中西文化强烈撞击的年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傅先生，深受中国传统国学和西方自由主义内外双重影响，体现出了强烈的矛盾与徘徊的人生态度和思想，“作为一个在学术与政治问徘徊不定，‘亦学亦官’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这样的矛盾心态体现在诸多方面，他的政治理念亦被赋予了其独特的色彩。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傅斯年的本心来说，他一直希望能安于学术而远离政治，他在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提到：“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到贤人政治一个阶段。至于贤人政治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所以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良政治的，而对于政治的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很多。我虽心量偏狭，不过上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做善良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因此，傅全身心地投入专业学术研究之中一直至20年代后期，在此期间我们找不到一篇他发表的时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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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民族利益和完整被威胁之时，他却在第一时间跳了出来并挥旗走在维护民族统一、国家完整的队伍的最前列。应当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在傅斯年身上到了明确的彰显。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亡之际，傅斯年激烈主张抗击侵略者，坚决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大造“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的谬论，以使其占领的地区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心投入历史文化研究和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傅斯年毅然决然的开始以笔锋宣传抗日救国，救亡图存。他提出的“书生何以报国”问题成为众多学人思索的中心，不仅如此，他还躬行书生报国的志向：于1932年联合几位学者，奋笔疾书，撰写出《东北史纲》第一卷，详实地论证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同年，又同丁在君、胡适等人在北平合办《独立评论》周刊，以其作为舆论阵地。他本人在此刊发表了大量旗帜鲜明的文章，声讨日寇的侵略，反对对日投降，大兴抗日的舆论。
他坚决反对《华北自治》和《塘沽协定》。当胡适著文赞成华北停战时，“孟真先生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他对胡先生素来执礼甚恭，这次却大大的例外，弄得胡先生非常伤感”陶希圣曾回忆说：“在日本浪人策动冀察自治的时候，傅斯年首先反抗，北大同人群起响应。事情是这样的：傅斯年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壮地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华北教育界，从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人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20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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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意识还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后对苏俄要求在东北的特殊利益的抵御态度。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正式公布，引起了举国大众的愤怒与声讨。傅撰写了《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并联合储安平等共20人写下《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接连两日发表于《大公报》上，声讨帝国主义之霸权行径，谴责英美、痛斥苏联的野心，促请国民党政府对苏采取强硬的态度，号召“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