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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国有化”到“非营利化”：NPO的法人治理

2016-12-30 01:14 ·摘 要·
在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大背景下，从“非国有化”到“非营利化”，构造中国第三部门，更有其特殊含义。本文提出了从企业法人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的崭新命题及其初步的分析框架。作者主张突破传统的“所有制”界限，重构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法人制度和发展格局。以公司治理为鉴，进而阐明：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乃以所有权、控制权与受益权分离为基础，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主线，以利害相关者协同为重心，以公共责任为依归。自主治理与协同治理应当成为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的两大指导思想，而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管也不可或缺。总而言之，如同企业改革自“放权让利”始，最终仍有必要寄希望于公司治理，中国非营利组织改革，也亟待从行政管理的调整深入到法人治理的构造。最后，作者还展望了从第三部门通向“第三条道路”的可能前景。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法人治理；治理结构。

一、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全球性结社革命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①]，顾名思义，乃是营利组织（企业）的对称。美国联邦国内税法称：“非营利组织本质上是一种组织，限制其将净余额分配给任何监督与经营该组织的人，诸如，组织的成员、董事与经理等”。hansmann（1980:838）称之为“不分配盈余原则”，此乃非营利组织的首要标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营利组织的集合，构成企业和政府之外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levitt, 1973）。
近代、现代的政体演变是从民族国家转向特大国家的过程(peter f. drucker,1998)。这种转变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俾斯麦所发明的福利国家。二次大战后情况更迅速发生了变化，“政府不再是规则制订者、促进者、承保者、支付代理人，而成为执行者和管理者”。德鲁克(1998:180-182)对于这种转变不以为然：“过去40年里，美国试图通过政府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没有一项产生重大效果。”要让政府从“保姆国家”的执行者角色转化，就要促进社会部门的自治社区组织发展。具体而言，即除了公认的两个部门（即工商业的“私人部门”和政府的“公共部门”）外，还需要“第三部门”，它就是独立的非营利组织。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德鲁克(drucker,1990)指出，“政府履行社会职责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而非营利组织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对美国的生活质量和公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体现了美国社会和美利坚传统的核心价值”。非营利组织不仅在功能上代替政府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同时，因为非营利组织的效能是政府的两倍，也削减了政府的赤字。德鲁克特别强调了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募款的目的，是支持非营利组织可以顺利实现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将使命置于募款之下”。并自称：“我在1969年发表的著作《不连续的时代》中，首先提出了‘私有化’，得到的反应仅仅是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是不会发生的。当然，今天，私有化已经被广泛地看作医治由官僚机构错误管理的现代经济的方案。我们现在需要理解‘非营利化’也许是现代社会摆脱福利主义官僚机构错误管理的方法”（转引自，张志雄，2000）。
而在实证研究方面，萨拉蒙（salamon,1993,1994,1999）教授及其助手们从1990 年代初开始着手名为the 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的大型国际合作比较研究项目。根据研究的发现，1994年，萨拉蒙(salamon,1994:109-122)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著名论文“非营利部门的兴起”，描述和分析了“有组织的志愿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和私人的、非营利的或非政府的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建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并称之为“全球性结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就更广泛的观点来看，非营利组织不只提供各种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服务，更促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挑战那些看来无法抗拒的国家和市场（salamon and anheier 1997:3）。其对于21 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也许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20 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一样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