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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原因分析

2017-06-23 01:01 　　

　　摘 要：国际资本外撤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经济现象。梳理和介绍有关国际资本外撤研究成果，论述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原因，包括：经营不善，未达到预期投资回报目标；母公司全球范围内的归核化战略以及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关键词：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撤资
　　
　　自19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增多，规模的扩大，速度的加快以及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使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拓宽——从制造业向金融、保险、物流、公共事业等服务业深入，撤资现象在我国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总体来看，截至2004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50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目前已中/终止或已停止运营企业逾22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44％，其中涉及电力、石油、家电、汽车、啤酒等多个产业。
　　
　　一、跨国公司撤资理论综述
　　
　　关于跨国公司撤资的理论，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博迪温的撤资条件说。该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反应用，他认为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有三个条件：第一，企业不再拥有更强的优势。第二，企业还拥有竞争优势，但该企业认为与其通过对外投资运用这些优势，不如将其出售或租赁给国外企业。第三，在企业看来，凭借其内部化的竞争性优势在国外进行生产已不再有利可图。以上三个条件只要具备上述其中一个，撤资行为就会发生。二是哈密尔顿和乔的撤资决定因素说。该理论认为导致公司做出撤资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宏观经济环境欠佳等；公司组织出现资本短缺或高度多元化等特征；公司财务状况不良，如子公司投资回报低。他们认为，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被撤资单位所获得的投资回报低，其次是其成长前景差。三是波特的撤资障碍说。波特认为，企业的退出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壁垒：企业资产的专用性；退出的固定成本；战略性退出壁垒；信息壁垒；管理和情感壁垒；政府和社会壁垒。尽管存在上述重重退出壁垒，波特认为，在采取其他防御性竞争战略仍然无法奏效时，企业还是应当考虑撤资。撤资的条件是：退出壁垒低，或随着产业的发展，退出壁垒降低；创造壁垒阻止竞争对手进人的机会很少；潜在的或现有的竞争对手拥有优越的资源；竞争对手投资收益率目标低或有恶意竞争的特征。四是“归核”说。一些研究结论显示，撤资是对公司业务过度多元化的逆向调整以集中资源加强核心业务和公司竞争力。马里奥蒂、皮塞特罗、格林芬、约翰逊等人在此角度均有所见地。与之相似，穆勒等认为过度多元化的公司由于修正因先前将现金流滥用于非核心业务上这一举措，常面临被迫撤资的境地。哈密尔顿在研究中也发现，当公司组织出现资本短缺或高度多元化等特征时，可能会发生撤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国内学者在跨国公司撤资的研究上集中于在华外资撤资情况的分析和对策的研究。薛敬孝认为撤资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毛蕴诗、蒋敦福等人对当代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做了系统阐述。指出撤出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是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适时撤资的战略可以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恢复乃至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此外，研究还发现许多在华跨国企业经历了明显的投资、撤资、再投资过程。徐艳梅、李玫认为市场期望值过高、国际资本流动特征发生变化、中国市场发展进入转折期、投资决策者因有限理性而决策失误、合资企业内部管理失误和源于母国方面的障碍构成了外资企业在华撤资的现实原因。王志乐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出售投资项目有三种情况:重组性撤资、获利性撤资和亏损性撤资。
　　
　　二、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原因分析
　　
　　第一，经营不善，未达到预期投资回报目标。诸多撤资事件显示，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直接原因是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或控股企业经营不善，未达到预期投资回报目标。据调查，大部分跨国公司都表示，在投资过程中，对各地区的产业、市场、人力资源、政策环境等信息获取存在较高信息成本，常常导致跨国公司在对东道国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根据主观判断来进行直接投资决策。这就造成跨国公司的决策不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从而使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或控股企业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可能导致最终的撤资。
　　法国标致公司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西方汽车公司，1985年与广州汽车工业公司合资。以投资1.5亿美元，从每年组装1.5万辆标致505型汽车开始，到后来形成3万辆生产能力。开业后经营情况尚可，但从1994年起开始连年亏损，亏损额达8亿元人民币，终因资不抵债被迫撤资。其重要原因就是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生产的1970年代的车型，在欧洲已经停产，属于技术档次不高的车型，标致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过低估计了消费需求档次，加之合资企业缺乏研发能力，技术更新跟不上，很快便丧失了竞争力，导致亏损，最终上演了撤资的一幕。此外美国著名的电器生产商惠而浦公司撤资雪花电器公司亦是由于合资企业连年亏损所致。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二，母公司全球范围内经营战略调整。在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上一度兴起过多元化经营浪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核心业务弱化，核心竞争优势降低，多元化经营的弊端日益显现。从而，许多跨国公司为降低业务多元化或地域多元化经营的程度，以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开始收缩战线、调整业务板块。体现在海外战略上往往表现为采取业务剥离或资产剥离的手段，在部分国家部分行业撤资。跨国公司在华的撤资部分是属于公司总体战略中的归核战略。

　　在我国，第一批投资于电力行业的跨国公司已基本撤出。除政策性原因外，以美国赛得能源集团为代表其撤资原因便是母公司的归核战略。美国赛得能源集团是一家位于纽约的独立电力开发公司。早在1996年其在北美洲、亚洲和澳洲就已拥有25家电厂。1995年，赛得集团成为东莞市厚街电力有限公司的主要投资方。2001年开始，赛得集团准备放弃能源行业的经营，将核心业务界定为娱乐和传媒等。于是，尽管电力行业的前景不错，而且东莞市厚街电力有限公司的盈利也很可观，但赛得能源并没有选择继续持有东莞市厚街电力有限公司的股份，而是在其股权溢价较高的时候将其出售。无独有偶，爱立信公司在其业务发展面临困境，全线产品竞争力削弱的情况下，也开始实施归核化战略。将光纤、微电子、IT服务等非核心业务进行剥离、出售或者外包，力求巩固其在通信系统领域的竞争优势。在该战略思想的指导下，2002年爱立信从和熊猫电子合资的移动通讯终端公司退出，将股份转让给芬兰的Microcell公司。
　　第三，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从跨国公司母国政治方面来看，当两国外交紧张、经贸摩擦加剧时，往往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决策。如中日两国外交曾一度陷入僵局，使得许多日资企业不但谨慎在华投资，更不乏缩小企业规模甚至撤资行为的发生。从跨国公司母国经济方面来看，母国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维持母公司运营的需要下，必然引发跨国公司削减对外投资规模，甚至撤资。亚洲经济危机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亚洲经济危机使韩资、日资企业以及东南亚在华投资企业一度陷入困境，进而纷纷发生撤资行为。仅韩国从1998年至2000年3年间，就连续从我国撤资约达14.56亿人民币。
　　从我国的政治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政策的不稳定性。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场建设不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变更较为频繁，还存在部分前后期政策相悖的情况，甚至部分地方政府为地方利益抛出许多有悖中央政策甚至法规的招商引资政策，而外商一旦资金到位、企业运转起来，又往往名目繁多的税费接踵而至，从而引发外商撤资行为。此外，随着我国加人WTO，市场机制与政策措施日趋完善，原来因市场和制度不规范给跨国公司投资带来的优惠条件也将变化。优惠政策的消失必然引发跨国公司寻求更为有利的投资环境，撤资也就在所难免。例如仅“两税合并”一项政策的出台就使在华外资企业丧失了许多优惠待遇。
　　从我国的经济方面来看，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使民族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在各个领域先后成长出了一些能够与在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的企业。同行业竞争的加剧使部分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行业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一旦不能及时应变就会逐步丧失资本逐利空间，最终面临撤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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