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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及其理论发展

2017-06-26 01:02 　　

　　[摘要]作为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经济学家既需要关注宏观稳定的状况和经济运行的态势，更需要了解涉及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理论，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方式的改革理论，宏观管理和调控改革的理论。只有在这些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才能稳步推进宏观调控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本文对于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在中国的进展作了概述和评论。

　　[关键词] 经济运行 宏观调控 宏观分析 宏观经济理论 
　　
　　随着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日益展开和完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社会公众、各类企业或各级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和宏观调控政策走向的关注程度及敏感性也越来越高。但是，经济学家们所提供的宏观形势分析和宏观调控政策主张仍然存在取向千差万别和水平参差不齐的局面。除了当前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现象外，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相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以及经济学界不善于总结和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各方面进展。本文以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分析及其理论发展为主线，主要涉及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理论，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方式的改革理论，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改革和完善理论。希望以此作为契机，推动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
　　
　　一、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
　　
　　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理论进展主要有关于经济运行中的“冷”“热”判断和波动状况分析。
　　（一）经济运行中的“冷”与“热”
　　1.从物价指数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关于目前经济形势“冷”“热”的各种分析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关于CPI（消费物价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GDP（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等关于物价指数水平的指标争论。前几年担心通货紧缩，人们逐渐同意以西方国家的-1%以下作为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这两年担心通货膨胀，人们似乎又有些“转向”，忘记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以3%～4%以上作为出现通货膨胀的衡量标准。据国家权威部门的最新估算和预测，中国今年（2007年）全年的CPI为3%。所以，中国的物价指数仍然处于-1%～3%的适度区间。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各种驱动因素来看，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宏观调控适宜于在微调范围内进行。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面对中国经济中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担心，最佳的一剂理论“良药”莫过于回顾一下当初我们对于CPI即消费物价指数偏低的分析。当时认为，中国的消费价格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国际化使得各个国家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趋势改变没有？显然没有。相反，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生产更高价值链一端的产品，中国市场消化过高需求和过高成本的能力更强。二是我国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落实不到位，形成人为的劳动力低成本；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向着“二元经济”转型拐点的趋近，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地需要调升。但是这种调升在很大程度上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三是高储蓄率和高外汇储备及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价格相对便宜；很明显，这种趋势在今天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四是由于地区之间的竞争使得对资源的利用还不合理,对环境的保护还很不到位；这一状况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生产为主体，这一挑战可能使中国经济社会崩溃，而不是通货膨胀问题了。如果我们把这一挑战当作机遇，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以及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型，那么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上升就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正如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经历的那样。五是近几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过大的产能可能形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从目前国内外出现的生产价格促升因素来看，无论是农产品和房屋租价的上涨，还是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其影响都是局部和短期的，仍然受到其他总供给因素的有效制约。六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投资品生产行业和投资品价格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循环,使得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很难传递到居民消费价格，这是中国需要进行装备更新和重新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以前，中国的这种价格消化能力是不可忽视的。

　　2. 从投资变化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和韩国在投资率最高的时候都分别在30%和40%以下；而中国自2002年以来都在40%以上，并且逐步上升，2005年达45%，2007年上半年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GDP）更达到50.7%。日本的投资消费比最高时是20世纪70年代，达70%；韩国最高时是20世纪80年代，达到过60%，而中国2005年高达77%。因此，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投资的变化不是属于总量问题，因而与总体经济过热与否、是否需要实施宏观降温的调控政策无关，而是属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问题，因而与关于经济结构形成的背景，以及结构性宏观调控政策是否需要实施相关。
　　其实，投资的高增长（投资增长率）和高比重（投资率），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在社会保障网络建设上尚未完善，城乡居民的许多社会保障和发展事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自己，同时，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的利润率随着企业创新等因素的加强不断升高，政府的财税收入连续十余年以超过经济增长率两倍左右的速度增长，从而造成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内的整体储蓄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抵抗内外部冲击能力的增强和持续十几年的稳定，物质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法治和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健全，经商文化的上升，居民总体收入和总需求的扩大和升级等等投资环境和市场预期的改善，在客观上，形成对于投资活动的巨大吸引力，内外资投资持续高涨。当然，中国客观存在的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也是投资活跃的主观方面因素之一。于是，作为支撑最近几年高达10%至11.5%经济增长率的投资增长率，在2002年以来处于20%以上，2007年上半年达到25.9%。投资率更是高达50.7%。但是，这种高比率，是在中国特有的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固然需要密切关注其不利方面，并且需要及时实施相应的宏观政策予以调控，但简单比较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数据，并据此判断中国经济总体上过热与否，则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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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济运行趋向高位微波化。除了投资指标以外，也有学者提出将经济增长率作为判断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经济增长率如果太高，就是过热；如果太低，就是过冷或偏冷。判断经济增长率是否适当的标准，在宏观经济理论上是“潜在增长率”。尽管经济学上已经开发出多种方法来测算潜在增长率，但是哪种方法最权威最正确，理论上并没有一致意见。因此，在西方国家作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并且可以作为宏观政策依据的，仍然是物价指数。中国关于“潜在增长率”的研究也是比较尴尬的，十余年前刚有比较权威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7%，将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又碰上连续几年的9%左右的增长率；当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出潜在增长率是9%时，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又上升到10%以上，并且表现出持续性，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5%，如果趋势得以持续，是不是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标准又要作调整？由此反映出宏观经济理论的不成熟。笔者认为最为妥当的参照系可能还是物价指数。此外，有与“潜在增长率”相关的研究提出，在未来5～8年内，中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增长区间内。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从而可以保证高位增长。另一方面，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造成强幅波动。但是，通过实施日益成熟和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够实现经济运行的高位平滑化。这一观点是值得考虑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及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前者是指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需要较多要素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而后者是指仅需要较少要素投入的增长。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8年来，虽然经济增长达到年平均9.7%的高速度，但是粗放增长方式仍然没有根本转变，集中表现为“四高一多”。即在产出增长过程中需要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能源资源环境的压力，突破技术“瓶颈”制约，加快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可以将经济发展分为“工业化决定城市化”，以及“城市化独立发展”而拉动工业化和服务业的两个过程。有研究认为，第一阶段以“扭曲结构”补贴工业化的这种资源耗费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虽在突破瓶颈过程中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无法为继。而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加速期，以及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外部冲击”强制矫正“扭曲”的力量，必然导致传统“扭曲结构”保工业化的道路发生转变，伴随这一转变必然发生的发展战略选择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当前的宏观经济学进展中，还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问题。其实，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或投入产出函数的分析基础上，关注的是在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上，产出实际上增长多少。所以，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GDP或GNP一类的总产出指标。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需要转变，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形势不好（相反，中国30年平均9.5%以上的持续增长举世瞩目），而是投入那头的效率太低，即消耗的生产要素太多。经济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涉及的范围广泛得多，除了关注GD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外，还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贫困的消除、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的推进、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幸福状况、经济的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等。总之，关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所涉及的所有经济问题，经济发展理论都关注。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社会冲突、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结构升级、国际经济争端等等，已经超出了经济增长所应当关注的范围，也是关于GDP增长率的分析和生产要素投入效率的分析所难以解释和说清楚的。所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这些严峻挑战或问题，已经不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需要扩大视野，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突出成绩，但在从一个落后的贫穷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的转变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纠正这些经济发展缺陷的“板子”不应该打在“经济增长”上，而是要落在“经济发展”即中国经济社会在整体上的发展滞后和不平衡上。当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相比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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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增长的道路选择
　　经济运行的状态与一国经济所选择或采取（主动或被动）的增长路径或道路密切相关。麦迪森（1992）认为，由于早期人类经济依靠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口实现增长，缺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欧洲等地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上千年中，陷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经济增长率几乎为0。国内的学者也有研究认为，中国战乱繁多的20世纪前半期，年平均GDP增长率仅为0.49%。
　　关于当今世界中为什么有的国家顺利增长为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在新兴工业化道路上比较顺利，而有的国家仍然迟迟难以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种观点认为是市场经济，即只要一旦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国民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工业化和长期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而不是市场经济，即通过原始积累和追加积累机制的完善，就能够实现长期增长。再一种认为是市场经济加上国家力量，只有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自发激励机制不行，只有国家权力强行积累资本和技术也不行，当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实现工业化和长期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中的“东亚模式”，理论上的认识虽然不同，但普遍认为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一是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测量的技术进步以外的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干中学”的投资方式，以机器设备的更新增加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三是“体制调整”的制度创新方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发生，东亚模式中的国家干预过度、企银联盟、公司治理差、核心创新不足的缺陷正在一步步得到克服。
　　
　　二、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方式的探讨
　　
　　（一）从“单目标”调控到“多目标”调控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分析认为，宏观调控目标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手段。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认可的宏观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积极主张者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经常使用被认为会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因此，可以考虑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剩下货币政策。按照一种政策工具只能有效调控一个宏观经济目标的原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宏观调控最好坚持“单一目标”即“稳定物价水平”。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实际政策操作中，除了物价水平目标以外，还有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强调的“稳定增长”目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西方国家还有“充分”目标，以及“平衡国际收支”目标。值得指出的是，在最近的十几年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不把“平衡国际收支”当作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目标（而是将此目标的实现交给外交部门），反而把“资本市场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新目标。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中国，鉴于宏观调控政策要兼顾稳定与增长、发展与改革、开放与转型等方面的综合效应，因此其宏观目标是多重的。除了西方国家强调的“经济稳定”目标以外，还需要包括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所不可缺少的“促进发展”和“协调平等”目标。即，经济稳定目标，包括增长稳定、物价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和对外收支平衡；发展目标，包括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短期调控需要考虑长期发展，促进潜在总供给能力提高；平等目标，包括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基于人的生活需要而不是基于要素贡献应得的收入再分配、逐步实现不同区域、阶层和人群的平等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入市机会和获得公共服务机会。
　　（二）从单一调控手段向多重调控手段转变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历次的宏观调控手段发生了从行政单一化向经济、法律和行政多元化的转变。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如行政控制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停止财政补贴，关停并转低效企业等等。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则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由于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既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一些特点，也有市场经济体制和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特点，因此，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确保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是当前的必然选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法制建设的推进，宏观调控将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三）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调控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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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刘树成，2007）认为，“又好又快”的宏观经济政策思想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长期探索发展道路和总结各种政策经验和教训的结果。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多快好省”的中心，是强调“快”，以至于试图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赶超英国，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增长急剧下降的后果。1981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又快又好”政策思想，是改革开放以后理论界研究和强调“经济效益”的结果，即主张“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其间，1987年中央提出了要从“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宏观调控需要贯彻“又好又快”的发展思想，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社会与人的全方位发展”。“又好又快”，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整体，“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
　　
　　三、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一）政府政绩评价和考核体制的改革
　　对于政府政绩或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的改进和完善，不仅是中国政府独有的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各国政府都面临的问题。政府对于GDP的追求并没有错，因为GDP中包含了如科教文卫等大量的社会发展指标，问题是过去政府偏重GDP中的生产增长指标，忽视其中的社会发展指标。此外，在政府政绩考核中，还需要纳入的指标包括：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另外，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还需要“因地制宜”。如某个地区不适合发展工业，重点实行生态保护，就需要调低GDP指标，同时在如何补偿和保障当地居民的发展权益上，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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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采用2001年广东实际数据，对所设计的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的21个指标进行的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分析后得到5个主因子指标。这5个主因子指标累积了原始信息的86.805%。5个主因子为：F1、F2、F3、F4和F5。其中，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信息化程度、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水平、恩格尔系数、绿色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研究与开发费用占GDP比重、人均财政教育经费投入量在F1上有高的载荷；商品出口依存度、平均每名医生服务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在F2上有高的载荷；人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人口自然增长率在F3上有高的载荷；平均每个服务从业人员数、平均每万元财政拨款行政支出所服务的GDP在F4上有高的载荷；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在F5上有高的载荷（魏雪君，2007）。
　　以上关于政府政绩评价和考核体制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探讨，尽管在指标形成的依据、指标的相互关系、执行指标的可行性等方面存在不成熟的地方，但在方向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依法调控与相机抉择调控政策
　　为了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看，需要协调好党的领导、民主决策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在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对此，有观点认为，为了在宏观调控中实现“依法调控”，需要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其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针、基本方式、职权和职责，使政府该管的必须管起来，而且要管好，不该管的不必且不得插手。2.规定宏观调控的程序。3.设定宏观调控方式方法。把税收调控、信贷调控、预算调控、投资指南、计划指导、外贸协调、产业导向和环境保护等纳入法制的轨道。4.明确界定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失职行为及其法律责任。5.明确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政府的经济职能。面对市场失效造成的经济波动与危机，政府必须即刻采取应急措施（王曦，2005）。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有观点认为，似不宜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确定政策的导向，因为无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其导向是分为扩张性的、收缩性的和中性的。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稳定，可以提“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谢伏瞻，2004）。其实，为了更加科学和准确地实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中需要使用比较明确和规范的语言，而尽可能减少那些文学色彩浓而含义不清的用词。宏观总量调控政策的特点，是防止经济的波动或大起大落，因此，宏观调控政策总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具有对称性。一个时期实行扩张或放松性的政策，另一个时期实行收缩或紧缩性的政策。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个时期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称为“积极的政策”或“稳健的政策”，那么是否意味着在另一个时期将要实行“消极的政策”或“动荡的政策”？在世界上显然没有这些性质的宏观调控政策。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中，都需要避免再使用这一类的用语。
　　（三）宏观调控微观基础的改革方向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改革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在当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一上项目就可以增加税收，因此，会投入最大的热情和动用各种公共资源来促使企业上项目。所以，应该考虑改革不合理的财税体制、规范税收的减免规定、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公共资源的转移行为。实践证明，如果采取行政审批方式来限制投资项目，只会造成低效率和寻租现象的发生，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的（巴曙松，2004）。另一方面，没有建立完善的政府退出市场机制与行政问责机制。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利益，不惜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相悖，出现调控与反调控的矛盾。究其原因，与地方政府职能越位与错位有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不无关系。因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必须建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法律性划分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要本着责、权、利相适应的原则，改革现行项目审批制度，下放部分项目审批权限，完善项目审批跟踪、审计制度，健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公共财政整合资源优势，以缓解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过剩与不足的突出矛盾。同时，也要利用社会资源弥补政府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间的合作，促进政府部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约有1/3的固定资产投资被浪费掉了（初雪，2007）。由此可见，如果不真正从“全国一盘棋”的宏观经济思想出发，不下大力气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就依然是脆弱而不坚实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市场化调节：宏观调控必须适应的新趋势[N].中国经济时报,2004-04-23.
　　[2]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M].首都经贸出版社,1999.
　　[3]初雪.影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决定性因素及对策[N].中国经济时报,2007-01-05.
　　[4]樊纲.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定位[N].经济日报,1998-09-28.
　　[5]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J].管理世界,2006,(5).
　　[6]何伟.宏观调控中的“水桶”理论[N].中国经济时报,2004-08-02.
　　[7]李扬,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8]刘国光.杂谈宏观调控[J].经济学动态,2004,(10).
　　[9]刘溶沧,马捃.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定位分析[J].财贸经济,2001,(9).
　　[10]刘世锦.增长模式转型：我们需要转变什么[J].经济学动态,2006,(8).
　　[11]刘树成.我国五次宏观调控比较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4,(9).
　　[12]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J].经济研究,2007,(6).
　　[13]刘树成等.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2005,(11).
　　[14]刘煜辉.破解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5-12.
　　[15]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译本)[M].改革出版社,1992.
　　[16]钱凯.加强及改善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4,(79).
　　[17]雎国余,蓝一.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微观基础的转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18]王曦.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立法价值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
　　[19]魏雪君.广东区域政府政绩综合评价的实证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2007,(8).
　　[20]谢伏瞻.从经济增长动因看宏观调控着力点[N].中国经济时报,2004-08-02. 大学排名
　　[21]杨明炜.宏观调控需注意统筹兼顾[N].中国经济时报,2004-07-26.
　　[22]易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23]张平.经济增长波动与动力转变[J].现代经济探讨,2005,(10).
　　[24]张平,刘霞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5]张立栋,周天勇.忽视的宏观调控负作用极大[N].中华工商时报,2006-04-29.
　　[26]郑京平等.中国经济增长的脚步:平稳较快[Z].中国经济报告,2006.
　　[27]郑京平.我国的投资率为何居高难下?[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5-12.
　　[28]Lucas.1988，“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