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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

2017-06-24 01:00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越来越多地表 现为出离“制度建构主义”转向制度演化理路的倾向。梳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历程可 以表明，“制度建构主义”及与之匹配的新古典范式难以容纳意识形态等重要的现实因素、 难以为理解长期变迁过程、制度的多样性等提供理论支点，是诺斯理论转向的基本原因。而 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演化理路在制度研究中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诺斯；制度变迁；建构理性主义；演化
　　
　　Abstract:Since the 1990s, North’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tended to shift from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to ecological rationalism. A study of the evolut ion of North’s change theory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and the relate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cannot accommodate some important realistic fact ors like ideology, nor can it provid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institutio nal diversity or the long evolution. These turned out to be the basic reason for　North to shift his theory, which may imply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ecological r ationality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Key words:North；institution change；constructionist rationa lism；ecological rationalism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著的《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不仅是对其早期制度研究的总结，更加强了对个体认知心理和行 为的分析，引入了机制来说明制度演化过程，标志着诺斯的制度变迁分析理路出现了明 显的理论转向，即开始出离“制度建构主义”逐渐转向“制度演化”理路，开始重点考察认 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诺斯的这一理论转向不仅取决于诺斯研究 兴趣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还预示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研究的 未来。因此，本文试图在回顾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及 理论转向的原因，进而明确这种转向对制度研究甚至经济学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过程
　　
　　哈耶克区分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1］，这两种理性主义投射到制度领域 ，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观。作为一种考察人类行为的哲学观，建构理性主义与演进理 性主义的分歧甚至可追溯到古希腊巴门尼德的理性主义和赫拉克立特的经验主义之间的分歧 。肇端于古希腊、罗马人本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认为，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禀赋，人的理 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能够省掉抽象而完全掌握“具体”的和所有的特定细节，进而实在 地掌握“社会过程”。因此，人们可以凭借其理性，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构社会制度、经济 秩序、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社会做精心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乃至铲除一切非理性现象 。
　　相对而言，演进理性主义更多地与承认上帝万能的基督教精神和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相联系 ，认为理性是十分有限和不完全的，在人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小，道德、语言、法 律等各种社会实在，并非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换言之 ，演化理性主义者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于文化和生物的不断进化，无论人们的行动原则 、标准、传统还是道德规范的形成，都遵从自然的、内生的演化过程，因而制度是不能截然 分开的，只有从人类整体文明演进的角度才能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制度。因此，演进理性 主义在解释制度内涵时对文化层面的社会价值观给予了极大关注，强调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引 导作用。
　　本文认为，根据哈耶克对理性类型的划分，以1990年《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 出版为分界线，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理路和重点可大致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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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早期的建构理性主义取向
　　 首先，诺斯早期研究中的制度定义带有明显的建构特征，他指出制度是“一系列人所发明设 计、约束人们行动与相互交往的规则”［2］，“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 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3］。即便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 绩效》一书中，诺斯一方面承认制度的演化性质，另一方面仍明确地指出：“制度是人们创 造出来的东西”［4］6。
　　其次，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早期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并以产权 理论为核心。诺斯认为，只有明确、充分界定并由国家强制力量加以保护的私有财产制度 ，才是西方近代产业革命出现和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至于私有产权结构，则是统治者 为满足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欲望而刻意设计、建构和界定的结果。对此，诺斯一再强调，“国 家界定产权结构”，“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 图彼此合作的结果”，“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5］17。 至于国家的性质及其职能，诺斯指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人们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 博弈规则。这些社会博弈规则包括产权形式，则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统治者对其收入最大化追 求”［5］24。在这一时期，诺斯更多地是将意识形态当作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外生 变量，尽管他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缺陷［5］57-64。显然，诺斯的这种“产权生发说 ”和国家理论都表现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主义精神底蕴和哈耶克一再批评的建构理 性主义的思径取向。
　　最后，“制度创新”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更是诺斯早期建构理性主义倾向的一个直接逻辑结果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明确指出，“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 是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问题。对统治者来说，既然他没有搭便车问题，他就要不断进 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因此，使得劳动更加稀缺的土地与劳动相对稀缺性的变 化就会促使统治者变革制度以适当地增加劳动的租金。只要劳动的机会成本不变（即其他统 治者潜在竞争不存在变化），这些创新就会实行”［5］32。由此可见，在诺斯看来 ，制度的发明与创新，正是来自这些统治者、经济的和政治的企业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 构，是他们在发明、设计和制定产权形式、意识形态和社会活动的各种博弈规则。因此，他 们才是社会制度变迁和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由上述可见，诺斯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带有明显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诺斯在1990年之前的研究是完全基于建构主义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无论是1981 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还是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诺斯都隐约地透露出演进理性的倾向，并在1990年之后明确地转向演化理论。
　　2.后期的演进理性主义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不仅承认人们可能创建制度，而 且为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演进留下了空间［4］6。甚至在此前，他已经意识到，理解 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制度是在长时期中逐渐演进的，制度实质上是身处当下情境或场景中的 人们对现存规则的反应，即便在不同的场景下或规则发生瞬时变化的情境下，对其的反 应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缓慢的适应过程［6］。到2005年，随着《理解经济变迁过 程》一书的出版，诺斯明确地实现了其皈依演化理路的转向，进一步阐述了人类认知 模式对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并试图围绕这一主题重新构建其制度理论［7］。
　　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等其他社会学 科的新发展对诺斯的影响，不确定性、意向性、“非各态历经”等带有明显演化色彩的概念 而不是交易费用、效率等新古典传统下的概念成为了制度分析的主角。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个 体心智模型与环境互动调整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性或试错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调整的 过程，即内隐的认知调整和外显的制度变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
　　很显然，皈依演化理路的诺斯开始把经济变迁过程看作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类的知识存 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等变量的变化结果， 并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是“非各态历经的”，面临着“不确定性”，由此，“不确定性 ”及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正式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取代交易费用和效率成为基本逻辑主线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社会变迁的参与者携带着从文化遗产中继承的传统和心智模式，与外 部环境交互作用并形成感知；经济绩效主要由塑造激励的制度网络决定，而人类的意识及其 意向性（包含深层次的信念体系）的变化导致了制度结构的变迁。因此，为了理解经济变迁 过程，必须理解心智结构和信念的形成、更新及其作用于社会变迁的方式。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至于制度变迁过程，诺斯认为，行为主体的认知过程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决策，当各行为主 体在各自的决策环境内都确立了一些惯例来降低各自环境的不确定性时，就没有什么规则能 够保证这些行为主体确立的不同的惯例能够相容。因此，一方面，我们每只是掌握局部 知识，并根据局部知识确立自己要遵循的惯例；另一方面，各局部的全体惯例未必相容，这 就是诺斯指出的“非一体化过程”，也就意味着“无序”。任何秩序都与潜在无序或显现的 无序密切相关，因为每的局部努力是要减少局部的无序性。一旦各局部的秩序（为减少 局部无序而确立的惯例）之间达成某种相容性（暂时的均衡状态），交易费用就会显著地下 降，从而交易量显著增加，这当然意味着经济增长。然后，几乎不可避免地，经济增长将使 各局部之间的无序性增加，直到打破均衡。因此，产生了“经济变迁”或“演化”。
　　
　　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转向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诺斯主要著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及其演变过 程：1980年之前，诺斯运用的主要是历史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1980年之后，引入 了交易成本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1990年之后，逐渐涉及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认知科 学与人类信念体系、人类意向性和制度支撑结构等问题，最终形成了一套超越新古典经济学 的制度分析方法。其演变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来自3个方面：
　　首先，在50多年的学术活动中，诺斯一直孜孜不倦地追问“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起来了，而 另外一些国家仍然很穷”？期间，诺斯把经济理论、计量方法、反证选择及各种传统方法结 合起来，通过对经济史进行分析研究来说明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体系，因而被称为“新经济史”研究的先驱。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诺斯在对经济史的研究 中看到了更多的冲突、混乱和所谓的“非理性”行为；看到了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低效率财 产权的广泛存在；看到了“思想、意识形态、神话、教义和偏见”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 用；看到了作为历史事件的现存制度和信仰结构对制度变迁方向及速度的制约作用。正是这 些基于经济史实的观察，使诺斯认识到制度变迁并非某种建构或完全可控的路径，而是一条 进化的、非最优的和路径依赖之路，促使诺斯的研究思路向解决这类“非理性”行为转变。 　 　　其次，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为诺斯提供了考察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析工具。诺斯说，科斯对他 的影响巨大，“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迫使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科斯关心的是决 定企业存在与否的交易成本，而我关心的是决定整个经济绩效的交易成本”。“科斯的另一 重要成果，即《社会成本问题》，他把新古典理论和制度分析联系起来。该文传达了这样一 个信息，即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制度发挥作用并且最终决定市场结构”［8］。另外 ，诺斯还吸收了张五常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他认为，张五常对交易成本理论做出了许多重 要贡献，尤其是他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多维测度成本以及对代理人绩效（因为有缺陷的测度 势必导致有缺陷的财产权界定）的强调。诺斯在回顾自己学术历程时说：“他们的影响在我 的著作中清晰可见”，我们在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即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国家理论中 都可见到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的踪影。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最后，诺斯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著作采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假设。随着对历史研究 的深入，在80年代后研究制度无效率现象时，诺斯意识到新古典范式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 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诺斯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就曾指出，新古典理论 包含了两个假定：制度无关紧要、时间无关紧要。在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时，新古典经济学 更是存在把经济看作无摩擦的、缺乏时间维度的（静态分析）和忽略人类意向性这三个缺陷 ［9］，忽视了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且，诺斯还发现，新古典 理论所关注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市场的发展。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制度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在分析和确定诱导发展的政策方面，新古典理论只是一种不恰当的工具而已 。虽然诺斯已经在很多方面意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束缚，但他并没有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 抛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新古典理论的一种修正。诺斯在1993年的诺贝尔奖演讲中陈 述了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造，一方面，他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的基本假设、竞争 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他对新古典经济做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是对理性人 假设的修改，把完全理性人的假说修改为人的行为有限理性的假说；二是加入时间的维度， 把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加以突出强调，分析了制度变迁发生的原因、模型、制度 变迁的时滞性等问题。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改中，诺斯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方 法，包括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的方法。
　　至此，诺斯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分析制度的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多种方法的融合，其中包 括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成本交易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以及政治 学分析方法。方法论的演变导致了诺斯制度研究思想的转变，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制度变迁理 论。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
　　
　　诺斯提炼出的这套制度演化理论后被青木昌彦等人加以深化，逐步发展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 论体系。诺斯的这套制度演化理论和其他制度动态模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引入认知的视角 ，并注意了制度演化过程中主观心理活动特征对变迁路径的影响，将其作为理解制度演变的 关键。
　　在制度演化模型的建立上，诺斯提出，制度实际上是人们认知活动的交流的产物，是在共享 心智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在《、制度和经济绩效》一文中他和曼特扎维诺斯、沙里 克重新诠释了“共享心智模型”——有限理性的当事人依靠某种心智模式进行决策，通过预 期和意识采取行动，环境的变化通过信息反馈影响当事人的认知，当事人通过其心智模式对 这些变化进行评价和判断，从而形成新的预期。如此循环，构成当事人认知和环境的一个互 动过程。这是一个心智模式的调节过程，也是一个过程。过程不仅能使个体的心智 模式适应环境变化，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模式本身的演进，产生新的心智模式。因此，环境反 馈在决定心智模式的稳定和创造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环境反馈被同一个心智模式反复认可，那么该模式就趋于稳定，这个稳定的心智模式就 是“信念”。鉴于当事人处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网络当中，个体的就变成了一个共享 或者集体过程。动态地看，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异质心智模式的当事人相互的知识交流 ，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式，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该模型会稳定下来，并固化成共同 的行动规范，这就是制度［10］。在制度层面上，保持自己的部分独特理解，即 制度把每心智模型的共性固化了，而每的特性则继续保留。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个 人首先通过制度来稳定预期并形成相应的行动，如果无法解决，则通过自身的特性来应对。 一旦新的事件导致的新的认知反应足以改变到自身的心智模型，那么这种创新必然也会反映 到共享层面，从而导致制度变迁。因此，从外生角度看，制度是人们共享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从内生角度看，制度是共享心智模型或针对社会互动中不断涌现的问题的共享解决办法。 内生观点对解释制度起源和变迁非常关键，也是制度的认知视角和其他视角的关键差别。
　　在重新说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成因及其传递途径上，诺斯首先从制度的报酬递增和市场的 不完备说明了路径依赖的广泛存在，并进一步揭示了路径依赖的传递途径和认知根源。他认 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信念决 定了制度结构，因为认知的路径依赖，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认知和制度的路径依 赖将会导致经济的路径依赖。
　　青木昌彦继承了诺斯关于制度的看法，把制度视为博弈规则，并假定当事人有限理性等。不 同的是，通过一个演进博弈模型把诺斯的框架形式化，青木昌彦的制度演化逻辑可以表述为 ：参与人在反复博弈中不断调整决策以寻求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了解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 策时可能采用的规则的一些显著特征。根据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行动 规则（即策略）。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 规则，这些规则是浓缩的、不完备的。当这些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时，参与人自己 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规则一致时，纳什均衡出现了 。均衡被参与人共同遵守，在均衡条件下，每一个参与人对他人选择行动规则的预期稳定下 来，这种预期沉淀即为共有信念，参与人相互之间通过共有信念进行持续博弈。制度在这种 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决定随后的策略选择，导致均衡 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共有信念。经过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制度不仅内生出来 ，而且稳定下来，并作为客观之物呈现在参与人的意识中，被参与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 共有信念系统的演化导致了制度变迁［11］。这一结论和诺斯的理念是一致的。青木 昌彦的制度演化模型比较规范和完整地模型化了诺斯早期发展的制度演化理论，特别是在这 个模型中，参与人的行为假定和环境假定得到有效处理,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 典主义的方法论。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四、结语
　　
　　制度研究近年来最重要的进展是在理论上越来越重视制度的认知内涵以及认知在制度变迁中 的影响和作用，并将认知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中，使之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构件。总体而 言，诺斯等人的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地解释不同制度的起源及演化的复杂过程，而且也初步探 索了制度的认知基础。认知视角的引入将开启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研究之门，新制度经济学 不仅要讨论当事人理性行为及其局限的认知基础，而且还要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更一致性 地解释正式制度的选择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12］。这种基于个体心理的制度分析可 能形成一个前景看好的“行为制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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