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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经济学家

2017-06-27 01:01 　　

 　[摘要]林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他先后提出过国有企业扩权改革的设想、建立中心城市的设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发展成渝经济区思想、缩小地区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等思想。他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林凌 经济 思想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的人对林凌教授的名字不会感到陌生。尽管林教授长期在我国的西部四川省，但是，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力远不是只在四川省，而是对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林凌教授于1926年2月生于山西平定县，1948年于北京师范物理系，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他曾是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十大英才、四川省优秀创新人才等称号以及国家级突出贡献奖。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四川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评估》、《企业商品论》、《林凌选集》、《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奖2项、蒋一苇企业管理奖。 大学排名
　　从林凌教授的研究背景和学术成就看，他是当代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家。我之所以把他称为实践的经济学家，是因为要与国内一大批经济学家作一个区别。我觉得在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他更注重的是中国经济的实践活动。因此，作为实践的经济学家比作为理论的经济学家更符合他研究的特点。他研究经济问题，最大特点是从问题出发，带着问题研究问题，带着问题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价值。
　　
　　一、 关于企业自主权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现在的史料看，最早应该是从四川开始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兴起改革潮流，但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未起动。林凌教授以敏锐的观察力，首先研究城市经济体制中的微观问题——企业自主权问题。林凌认为社会主义企业要发展，需要扩大自主权，没有自主权，企业就不可能发展。为此，他多年深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有份量的研究和政策建议报告。写于1979年9月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几个问题》，是作者研究企业问题的开山之作。随后，他进入跟踪研究，写有《改革经济体制必须从企业扩权入手》、《关于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建议》、《论完善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几项原则》、《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再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对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的基本认识和对策》和《股份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地位和作用》等重要文章。《关于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建议》，是林凌教授和已故经济学家蒋一苇合作的一个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当时上报了国务院，总理对此报告作了批示。从此以后，首钢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观察分析，林凌教授关于企业改革的思想为后来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林凌教授在研究企业体制的同时，更注意从宏观上考察分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他把重庆这个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麻雀来解剖。1982年4月，林凌教授和蒋一苇教授合写了一篇政策建议报告。该报告于同年11月份上报国务院总理，后经党中央批准，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他作为重庆市政府的经济顾问，参与了重庆市城市综合试点改革的全过程，重庆的经验对于后来的计划单列市和市管县的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实践及我国东中西部开放战略的研究
　　
　　林凌教授从1982年就开始研究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也是带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的这一观点与后来大家普遍认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计划经济的因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也应有市场的成份的观点是一致的。1987年，林凌教授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学说是改革的理论基石”，1989年4月，他又提出“国有企业也是商品”的观点，1992年，他提出计划与市场的中性概念，他的这些观点与后来党的十四大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
　　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林凌教授也是持辩证的观点。他在提出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分析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困扰，不断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与创新的问题。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均衡发展策略到改革开放后实行的非均衡发展策略，又到现在的均衡发展策略的推行，经过了几个轮回。在这些大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林凌教授的研究具有超前性。1990年8月，林凌教授受大连市政府的委托对大连未来的发展进行策略研究。他当时提出，要把大连建设成“北方的香港”。这也可以说是林凌教授把邓小平“再造几个香港”理论的具体化。“再造几个香港”为提高我国的开放度提出了一个方向：除了1997年后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外，还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几个新香港，作为我国更加开放的支撑点。把大连建成“北方的香港”，也是现在沿海地区保税区成为区港联动的理论依据之一。
　　林凌教授随后又把目光扩大到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研究上。2000年3月，他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建议：“把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与西部大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并列入国家的‘十五’计划和长远规划”；“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对老工业基地实行补偿倾斜政策”；“对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给以有效的政策扶持”等等政策建议，后来都成为国家支持老工业基地的基础性政策。
　　对于中部地区的经济研究，林凌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他当时提出武汉应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进行扶持。他分析武汉现有的条件、开发武汉的意义和作用后，对开发武汉的模式、内容和步骤以及政策建议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他提出开发武汉的模式应是：一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相结合，即要具有双向开放的特征；二是改造老企业与开放高新技术相结合；三是国内国外的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相结合；四是生产、运输和转口贸易相结合。开放内容可集中在：开放港口，发展转运业、转口贸易和与之相关的产业，使武汉逐步成为一个内地通海的转口贸易港；选择一批老企业，采取多方式，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外资；引进人材、资金、技术，建设好东湖高新区等。在政策层面上，他又提出：首先批准武汉为对外开放城市，批准建立东湖等开发区，享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等。武汉的开发的模式和政策建议，为后来中央提出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影响。
　　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的研究。西部大开发，过去已经“一五”、“二五”、“三线建设”三个时期。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是第四次了。林凌教授认为，这次西部大开发不能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以国家财政投资方式进行建设。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是一个重要方式，但国家财力有限，不会有大投入。西部大开发必然要有新思路和新方式，他的主要观点就是东西联动协调发展和依靠市场机制吸引多种资本开发。
　　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和挑战，2001年9月，他在中国西部论坛会议上提出：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与农民致富并进；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协调发展；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同时并举；经济高地与政策洼地同时并存；大开发中优先发展平等教育。
　　
　　三、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区域经济是林凌教授研究的重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提出沿海开放战略，全国掀起了东西部关系的大讨论。林凌教授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他既不同意当时流行的“东部重点论”，也不同意“梯度推移论”，而是主张“东西结合论”。他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应当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是从东南沿海一带开始实施的。对于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起飞，林凌教授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一带在1994年时就已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由此也证明了中央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东南沿海经济起飞的因素，林凌教授认为是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他提出要对东亚奇迹产生的根源，对亚洲模式的特点和缺陷，对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内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世界经济重心是否在向亚洲转移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差距问题。林凌教授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地区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又到不平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主要因素是三个，一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是市场的作用；三是政府的政策。这三个因素作用和范围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利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可以增大全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二是可以形成经济落差，形成经济势能，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三是可以让被封闭和沉淀的生产力流动起来，流向发展条件较好和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使要素在流动中生财；四是可以形成商品优势，实现区域互补。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区域差距的扩大，当然不能是无限的。必须在国力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实行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及时积极推进后进地区的发展，以不断缩小被拉大的地区差距。
　　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后，东西部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林凌教授分析其原因时认为，从东部看，经过近20年的超常规发展，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扩张的能力，成为国际资本和国外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业转移的主要聚集地；世界工厂已在这里形成；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已成为高经济增长、高附加值的主要动力。西部地区虽然经历几年的大开发，但是，由于原有基础差，在一定时期内，与东部的差距继续拉大不可避免。要缩小东西部差距，关键在于进一步调整西部开发的政策。如扩大对西部的投资；调整东西部产业结构分工；在西部大开发中，也要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推进西部条件好的地区优先发展；西部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后续政策；各级政府和社会要帮助解决西部地区的社会贫困。
　　
　　四、关于重庆市与四川省经济发展的研究
　　
　　林凌教授长期在四川省，四川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学者，他确实为四川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有关企业改革研究和重庆综合城市改革试点的研究成果外， 1993年，他又提出要增强成都的经济中心功能。成都要树立大商业、大流通的观念；成都要加强与重庆的合作，优势互补，共建长江上游经济圈等观点。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林凌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发展观。1997年林凌教授与一些研究人员一道研究了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构想与设计。从13个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成都经济区的形成与政策策略。这些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上报四川省委后被采纳。2005年，林凌教授完成的《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面向未来的七大策略与行动计划》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成渝经济区要坚持特色经济；科学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特色经济；国民经济建设与国防经济建设结合，发挥国防工业优势；增强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和功能；加快立体交通网络建设，促进区域合作与开放；建立统一的环境保护机制，共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林凌教授对于成渝经济区的基本观点是：成渝经济区不是四川和重庆的全部，而是四川和重庆的两省市接壤的核心区，大体是四川盆地。他之所以提出成渝经济区的观点是想让成渝经济区尽快像长三角等经济区一样快速成长，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新增长极。2006年林凌教授领导的课题组专门研究四川工业强省战略。在这个研究项目中，他提出工业化的成果要由全体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
　　2007年，林凌教授不顾80高龄，亲临重庆和成都等地调研，对于国家选择重庆和成都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区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城市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是因为这两个城市在中国，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属于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城市在党的十六大以后，都在不程度上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而且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政策，他的观点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先是要实现制度创新，特别是要实现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建立城乡统一规划体制和产业发展规划，加快基层民主建设和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林凌教授的这些思想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五、关于南中国经济圈及东亚经济
　　发展的研究
　　
　　林凌教授研究南中国经济圈及东亚经济问题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和中共深圳市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共同邀请他参与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从这时起，他对南方经济改革开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4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与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香港理工共同发起了一个研究华南经济圈的论坛。林凌教授先后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
　　林凌教授认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大陆、港澳台形成了紧密经济联系，一个无形的经济协作区开始形成。在2004年全球脑库论坛上，林凌教授提出重建海峡两岸经济共同体的问题。台湾经济是东亚经济、亚洲经济的重要一员，是中国版图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曾对亚洲经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起过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台湾经济已是国际化经济，电子信息产业处于世界前沿。但是，台湾经济的根还是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孤立于东亚之外，孤立于中国大陆之外，台湾经济将失去腹地依托。因此，林凌教授坚持认为台湾经济回归东亚，回归中国经济版图是必然趋势，台湾经济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根本没有出路。海峡两岸建立共同经济区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在香港回归的前后，林凌教授对香港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就提出香港与深圳建立双子城式的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深圳方面可以“放开一线，管住二线”。深港两地的基础设施可以统一规划，形成经济互补的发展模式。在CEPA框架内，香港要继续发挥“两个扇面的作用”，防止香港内地化。
　　对于东亚经济的研究，林凌教授提出了从东亚联盟到亚洲联盟的思想。他认为，东亚地区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未来的东亚合作模式应扩大到整个亚洲的合作，完全可以建立亚洲联盟。“亚盟”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方向。建立方式可以通过东南亚、东亚、东北亚、南亚、中亚等次区域合作来实现。与此同时，可以邀请美国参与亚洲区域的经济合作。
　　林凌教授虽然年过80，但是，他仍然是我国学术界的常青树，可以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他的经济思想与学术成就博大精深，不是一篇简要的综述所能概括。我们从他的经济思想与学术成就中可以体会到，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参加到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去。林凌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为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社会实践家和实践型的经济学家必备的条件。他非常勤奋，不埋头书斋，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否则他很难提出这么多指导性很强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林凌.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林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J].开放导报，2007,(4):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