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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位论制约了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

2017-06-27 01:01 　　

　　[摘要]我国三大都市圈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面临着区域核心辐射源的缺乏、产业链条薄弱、区域协调机制缺失、交通体系不健全、城市层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本位论思想是影响其发展壮大的最大阻力。化解城市本位论思想，寻求制度创新，是促进我国大都市圈内部经济整合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本位论 都市圈
　　
　　21世纪是城市经济学的世纪，是城市群的世纪。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显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然而，我国城市之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不一致，导致城市之间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时常出现偏差，极大地影响了大都市圈的发展进程。城市本位论思想正是影响大都市圈内部资源整合治理的最大阻力。化解城市本位论思想，寻求城市管理制度创新，是促进我国大都市圈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之源。
　　
　　一、城市本位论的特征
　　
　　本位主义是指为自己所在的小单位打算而不顾整体利益的思想或行为。本位主义在中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并引申出了各种各样的本位论，如人力资本本位论、官本位论、社会本位论、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等。这些本位论思想或行为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缺陷的。本文以官本位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来演绎城市本位论的由来。
　　官本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 ：其一，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三，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其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由此可见，官本位思想的产生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思想运用到城市的管理中就会引发城市本位论的思想。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我国行政法所体现和调整的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公共利益本位论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在行政契约中，公共利益本位论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行政契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观点，地方政府应该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维护地方利益，造福地方民众，这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地方政府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然而，由于地方与中央财政分家，各级地方财政也是分灶吃饭，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和维护本辖区的经济发展，事事以本辖区利益为重，很少权衡地方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否一致，只考虑本辖区的情况，发展对本辖区经济暂时有利的产业。这种思想放大到各个城市，就可能出现产业结构同构、千城一面、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也是限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思想障碍，甚至是一项政策壁垒。
　　从上述官本位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思想中可以演绎出城市本位论的思想内涵特征。城市本位论是指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财权与事权分离，各城市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利益，造成产业结构雷同、分工不合理和城市集群经济效应低下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理念。总之，城市本位论思想是一种地方利益、官员利益至上，缺乏长远发展规划、缺乏有效协调运作的城市发展管理观念。
　　
　　二、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现状及问题
　　
　　我国目前可以称为大都市圈的只有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大都市圈的划分是根据目前海洋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沿海城市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是经济增长极等相关内容确定的。这种划分不仅符合海洋经济发展的特征，也符合我国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一致的原则。
　　三大都市圈不论在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还是创新能力方面都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培育国家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最佳经济发展空间。例如，在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中，三大都市圈共实现GDP70311.87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35.8%；在开放度评价指标中，2005年上半年，沿海三大都市圈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国总量的87%；在创新能力方面，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三种专利申请476264件。其中广东省的专利申请量为72220件，上海专利申请量为32741件，北京在2005年1月到11月底的专利申请量为20355件，天津市2005年专利申请量达到11657件。

　　从上面的分析数据可知，三大都市圈不管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还是创新能力都是培育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区域，引领了经济发展，确保了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增强了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对推动其他区域的发展有极大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但是我国三大都市圈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产业结构布局的合理性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区域统一市场没有完全形成，各个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利益最大化，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映射了中国三大都市圈之间和内部目前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核心辐射源、产业链条薄弱、区域协作机制亟待建立、区域交通体系尚未健全、区域内城市层级分布不合理。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城市本位论思想也是限制中国三大都市圈之间及其内部发展的障碍。
　　
　　三、城市本位论阻碍了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
　　
　　1.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促使各城市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第一动力。在财政分家，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区的经济实力，动用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城市是地方收入来源的主渠道和载体，发展本辖区城市经济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第一动力。各地方发展本辖区经济从短期利益考虑多，从长期利益和整体优化组合考虑少。这样一来，城市产业结构同质、功能重叠、外部负效益所带来的环境等问题必然出现。城市本位论影响了我国三大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
　　2.行政官员绩效评估体系引发城市本位论。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评价政府行政官员绩效的核心指标就是GDP的增长速度。城市政府管理者，为了完成GDP的增长速度，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导致盲目投资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是城市本位论的另一表现。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3.统一规划协调机制不健全。大都市圈不仅是多个城市组成的群体，也是多个城市功能各异的群体，是一个组团式的群体。目前，各城市虽然都已经认识到了加强合作是提升本城市的竞争力的唯一出路，但是，由于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分离，区域统一规划机制依然没有完全形成，城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构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依然是各自为政。特别是没有设立像美国田纳西流域一样的管理协调机构，各自的利益补偿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城市本位论来规划本城市的发展加大了大都市圈内部经济资源整合的难度。
　　4.文化制度系统与经济系统不协调。一个城市的发展，除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积累之外，也需要一定的文化制度作为其支撑的动力源。我国都市圈所以没有国外大都市圈的规模和经济贡献率，除了自身制度的原因外，文化制度系统与经济系统不协调，也有很大的关系。文化制度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不协调，导致共同的经济发展理念没法形成，又进一步催化了城市本位论，进而限制了大都市圈经济的融合。
　　
　　四、克服城市本位论
　　推动三大都市圈发展的路径选择
　　
　　1.借鉴外国都市圈整合治理的模式
　　世界发达国家的都市圈在资源整合治理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虽然其发展背景和条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产业分工、城市定位、区域统一规划、科学决策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国外比较成功的大都市圈有大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大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等。这些都市圈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心区、紧邻区和外围区，都是以一个或两个最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城市，周边有很多个在经济社会方面与其高度一体化的中小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贡献最大，人口最密集，资本、知识和信息最丰富发达，国际联系最广泛，各种各样的要素集聚与相互作用使中心城市成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并辐射到周边城市，与之共享，共同发展。国外这些大都市圈中的各个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之间都是各自独立的行政体。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与劳动力，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竞争，但行政区划并不是国外都市圈经济社会联系的障碍，圈内各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投资者可以任意选择投资地点。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依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不同的产业集聚，共同促进整个都市圈的发展。由此可知，国外的大都市圈内也以城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只是由于设立了统一的协调结构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并没有影响大都市圈内部资源的整合。因此，只要按照市场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原则，不仅能增强我国都市圈内各个城市的活力，而且能极大地促进整个都市圈的繁荣，推动都市圈的创新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国家制定相应的国土规划法律法规
　　日本都市圈的发展，除了市场选择因素以外，政府历次规划的引导和约束也起了很大作用。为建设东京都市圈，日本政府在1945年提出了《战灾地复兴规划基本方针》，在1946年提出了《东京复兴都市规划》，主要目的是重新规划街道，整备交通设施，指定土地用途，界定绿地范围，确定首都新格局。1950年，日本制定了《首都建设法》，以规范都市开发行为。1955年提出了“首都圈构想”，针对首都圈的地域范围、今后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提出了设想。1956 年，日本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这一法律首次明确了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的首都圈地域范围；确立了由首都圈基本规划、整备规划和事业规划组成的首都圈规划体系；划定了城市建成区、近郊地带和周边地带三个政策区域；提出了发展卫星城市，防止人口产业过度集中，加强交通、住宅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东京和周边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针。之后，从1958年到1986年，按照《首都圈整备法》有关规定，日本先后制定了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配合这些规划，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这些规划针对日本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都市圈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做出了各种调整和改革。通过历次规划的指导和约束，日本人口和经济过度向沿海和中心城市集中的倾向得到遏制，各都市圈内城市规模体系完备合理，分工也较明确，基本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日本都市圈的发展既有市场作用，也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作用的结果。都市圈的资源整合须有相应的国土规划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这样就能形成共同的发展目标，克服城市本位论思想。
　　3.寻求文化制度创新
　　大都市圈的发展是根植于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沃土之中的。文化制度不仅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提供价值坐标，而且为大都市圈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终极理念。发展大都市圈，需要一种适宜的文化制度土壤。脱离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支撑与孕育，大都市圈是很难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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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温州模式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模式，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文化因素对它的发展也意义非凡。温州的地域文化、商业文化、思想文化是推动温州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不仅带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长三角都市圈文化制度的创新。珠三角大都市圈也是如此，珠三角侨乡文化及岭南文化也是文化制度创新，推进都市圈发展的动力源泉。环渤海大都市圈的也有很多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制度，只要充分挖掘其隐藏的内涵，对推进都市圈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裨益。
　　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制度对推进大都市圈的人力资本发展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人力资本进行科学技术创新需要有某种创新的社会文化。人力资本之所以成为社会财富创造之源，就在于文化是构成一国财富增长的内在要素，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市圈与都市圈之间，实际上就是文化之间的竞争。充分利用现有民族文化中有利于创新的资源是当务之急。
　　4.改革行政绩效考核制度
　　受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本位”模式的影响，我国政府部门往往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切事项都应该由政府来统包统揽，强调政府管理的权威性，忽视公众的实际状况和市场经济规则，拔高了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考核各级政府绩效的主要方法也就是看下一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年初下达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的完成和实现情况，其中GDP指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核心(就近几年的情况看，招商引资的到位资金又是一个核心指标之一)，致使各级地方政府一味迷信GDP指标，不惜运用和动用一切手段、资源(包括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牺牲环境等)，去实现当地GDP的增长，而完全忽视了GDP指标本身具有很多局限性。取消GDP指标的考核后，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地方政府盲目崇拜GDP指标的现象，避免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在GDP指标上弄虚作假的现象。应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政府向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转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夏云娇.行 政 契 约 的 界 定——公共利益本位论视野下的再思考[J].理论月刊.2005，(9).
　　[2]张敏.国外成熟都市圈和大上海都市圈的对比[J].统计与决策，2005，(16).
　　[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日韩都市圈考察团.日本都市圈启示录[J].中国改革，2005,(3).
　　[4]胡继妹.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取消GDP指标的思考[J].行政论坛, 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