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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看我国的滞胀风险

2017-06-29 01:01 　　

　　[摘要]通过基本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换，探讨增长与通胀的多重可能组合，分析了开放条件下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以及“滞胀”组合的成因。在此基础上，重点回答中国是否面临“滞胀”风险，以及如何避免出现“滞胀”局面。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 滞胀 开放经济
　　
　　一、引 言
　　
　　我国经济在2000年走出通货紧缩的低谷之后，开始了长达8年的持续平稳上行，到2007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1.9%的历史高位。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分别于2003年和2006年前后出现空前暴涨，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2007年底。通货膨胀在这一轮经济繁荣中难得地保持在合意水平，直到2007年下半年才有了抬头的迹象。自此，我国经济出现了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双膨胀”现象。面对此格局，央行货币政策多管齐下，越收越紧，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和资产价格均出现明显下滑，然而，通货膨胀却不为所动，数月保持在高位。
　　经济下滑、国际油价和粮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三者同时出现，足以使敏感的理论家产生不好的联想，因为这正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经济体经历过的那场“滞胀”的典型前兆和症状。因此，当前情况下，我国是否会出现“滞胀”，如何才能避免“滞胀”，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意在厘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答。
　　“滞胀”问题之所以引人瞩目，还由于它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形成挑战。一般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对增长和通胀关系的研究源自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此后历经各种发展和演变，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宏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滞胀”现象对这个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理论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契机。本文第二部分对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关系作理论回顾，重点关注开放条件下的变形和对“滞胀”现象的解释，这对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分析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重点回答我们是否面临“滞胀”风险，以及如何避免出现“滞胀”局面。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从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看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关系
　　
　　（一）基本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换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考察英国1861～1957年的数据，发现名义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失业率越高，名义工资增长率就越低；失业率越低，名义工资增长率就越高。这就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后来，人们因为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了变换，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反映“失业－物价”的替换关系（见图1）；一种是反映“增长－物价”的替换关系。
　　“失业－物价”关系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这一代替是通过一个假定实现的，即：产品价格的形成遵循“平均劳动成本固定加成法”，即每单位产品的价格是由平均劳动成本加上一个固定比例的其他成本和利润形成的。这就是说，物价的变动只与货币工资的变动有关。“增长－物价”关系是以经济增长率替代失业率，这一替代是通过“奥肯定律”实现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于1962年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出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①。本文就是以此为主要分析框架的。
　　（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理论，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发展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由于失业率在长期总要回到其自然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无法在长期盯住失业率。美国1970年代的宏观经济事实验证了这一观点。自然失业率理论仅仅表明，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但是，菲利普斯本人和此后的许多经验研究都验证了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引入了预期通货膨胀概念。在短期，通胀预期是既定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通胀预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导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位移。加入自然失业率和通胀预期后，就有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它使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低失业的后果并不是高通货膨胀，而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如图2所示，经济的初始均衡状态在A点，此时失业率等于自然率水平，通货膨胀预期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政府实行了未预期的扩张政策，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1把经济移动到B点，此时失业率低于自然率水平，通货膨胀预期低于实际通货膨胀。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位移，经济移动到C点，此时失业率回到自然率水平，扩张政策只得到了更高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要治理高通胀，紧缩性政策首先沿着菲利普斯曲线2把经济移动到D点，此时失业率高于自然率水平，实际通货膨胀低于通货膨胀预期。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下调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回到原来的位置，经济又回到了原来的均衡点A。显然，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忍受短期的失业率上升和产出下降，产出下降和通胀率下降的比率被称为“牺牲率”。
　　
　　（三）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
　　无论是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卢卡斯供给曲线，都可以统一用下式表示：
　　πt-π*=c+γyt+εt（1）
　　其中π是实际通胀率，π* 是预期通胀率。y是刻画实体经济的变量，可以是失业率偏离自然率的程度，或者是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程度，即产出缺口。c 和γ是参数，ε是残差。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卢卡斯供给曲线的主要区别在于对π* 的解释上。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采取的是适应性预期或后顾性（backward-looking）预期，即工人根据前期的通胀率来预期通胀。卢卡斯假设，经济主体无法确知当期的总体价格水平，但是可以通过所有已知信息推出总体价格水平的概率分布。根据卢卡斯供给曲线，有π* =E(πt)，即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等于通胀的期望，这也就是所谓理性预期。
　　随着以卢卡斯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迅速崛起，理性预期和选择性微观基础逐步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标准配置，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受到广泛推崇，直接设定（ad hoc）则成为落后和过时的代名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Roberts（1995）总结了三个经常被引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名义刚性模型①，发现从中都可以推导出下式:
　　πt-Eπt+1=c+γyt+εt（2）
　　这就是所谓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显然，假设π*=Eπt+1，则（2）式也可以归入（1）式。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最大特点是：预期是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而非后顾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尽管有很多吸引人的特点，但在经验检验上却并不成功（Mankiw，2001）。比如，如果央行宣布一项可信的反通胀政策，那么，拥有前瞻性预期的企业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它就会降价或者降低提价的幅度。这时货币实际余额增加，经济步入繁荣。从（2）式看就是可信的反通胀政策使得Eπt+1下降，从而导致πt下降和yt上升。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反通胀最后都导致了衰退，而非繁荣。为此，一些年轻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所谓“混杂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hybrid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Gali & Gertler，1999）。这些作者主要从两方面对（2）式进行了改进：假设有一部分企业在定价时使用后顾性的经验法则；用有理论支撑的实际边际成本（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代替直接设定的产出缺口。利用美国和欧洲地区数据进行的检验表明，后顾性预期并不重要，在解释通货膨胀动态时，前瞻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被认为仍是一个好的初步近似。但这些结果也遇到新的挑战（Rudd & Whelan，2005）。总之，这方面的研究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四）开放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
　　1990年代以来，世界宏观经济出现了两个被广泛关注的趋势。“1990年代全球通货膨胀从每年30%下降到每年大约4%。同时，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席卷拉美新兴市场、欧洲转轨经济和东亚新兴经济。1992年欧洲单一市场建立，1999年欧洲单一货币区形成，这些全球化的里程碑也发生在这个时期。”（Razin & Loungani，2005）由于低通胀和全球化携手而来，一些敏锐的经济学家很快就开始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随着低通胀的持续，对低通胀的研究不断升温。许多经济学家和重要机构对此发表了看法，这中间当然少不了批评和争论。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都涉及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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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济开放度越高通货膨胀率就越低？
　　Romer（1993）较早研究了开放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建立在Kydland & Prescott（1977）的成果之上。Kydland & Prescott的研究表明，缺乏可信事先承诺的货币政策将导致高通胀。Romer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没有预期到的货币扩张会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这会部分抵消扩张政策带来的产出增长，减少政策制定者实施扩张货币政策所能得到的好处。因此，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实施未预期扩张性货币政策所能得到的好处就越少，其通货膨胀率也就越低。Romer利用114个国家的数据对上述命题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开放和通胀确实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此后，Romer的研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受到挑战。Terra（1997）认为，严重负债国家在债务危机期间，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盈余来偿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国内私人部门收缴“通货膨胀税”来偿债。因为开放度低的国家很难有效利用前一种方式，而使用后一种方式就会导致高通胀。Terra发现，如果把Romer的样本按照负债水平分为四组，那么，开放和通胀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只在严重负债的国家存在。Temple（2002）对经济开放度和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研究，也不支持Romer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支持Romer的结论，即经济开放程度和通货膨胀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总的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
　　近些年来出现的大规模全球化和持续低通胀并存现象，使开放和通胀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讨论过程中问题多少发生了转化，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全球化是不是低通胀的原因之一，甚至还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如果是，那么全球化是否限制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从而，传统理论和一些一般化的理解需要做出改变。
　　Rogoff（2003）认为，除了央行执行可信的反通胀政策等因素，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全球化进程是持续低通胀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放松管制以及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弱化相互作用，导致产品和劳动市场的竞争加剧。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使得总体价格和工资水平趋于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更加灵活。这使得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政策制定者没有激励去实施旨在提高产出和的扩张性政策。同时，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提高产出和水平，这从根本上打消了执政者推行通胀政策的念头 。总的来说，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激烈的竞争既削弱了企业的垄断力又减轻了价格刚性的程度，这两个因素都不鼓励央行实行未预期的扩张政策，从而使央行的反通胀信誉得到增强，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降低了。在此后的一篇文章中，在强调上述观点的同时，Rogoff（2006）指出，虽然全球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单个央行在长期控制本国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的能力，但是，金融全球化令单个央行控制真实利率和资产价格的能力严重下降。在此背景下，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就至关重要，虽然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仍有相当大的单独影响力，然而，许多任务已经不是一家央行所能独立完成的。
　　Rogoff的观点引来了许多反对意见。Ball（2006）的文章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全球化是否降低了通货膨胀的长期水平？（2）全球化是否影响了由菲利普斯曲线刻画的通货膨胀的动态结构？（3）全球化是否为通货膨胀过程提供了重大的负面冲击？与Rogoff不同，Ball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Ball认为，首先，全球化的定义和测度并不清晰，如果以对外贸易的相对量来计算，美国和英国的开放度和低通胀在时期上并不对应；其次，物价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水平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全球化充其量只能有短期影响；再次，关于全球化在短期会影响通胀动态的各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较低的通货膨胀趋势增强了价格刚性的程度，以及中央银行反通胀信誉的增强锚定了通货膨胀预期，都可以对短期的通货膨胀动态提供良好解释；最后，低价的进口商品只会改变相对价格，而通货膨胀反映的是名义价格的上涨，这中间的传导需要一定的条件，目前还不太清楚。总之，没有多少理由认为全球化改变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构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水平。
　　Woodford（2007）指出：最近人们担心，全球化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能力，这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流动性升水①成为全球流动性的函数而不是一国央行流动性供给的函数（新LM曲线）；实际利率依赖于全球投资与消费的差额而不是一国投资与消费的差额（新IS曲线）；通货膨胀压力取决于全球产出缺口而非一国的产出缺口（新AS曲线）。但Woodford分析金融市场、最终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后发现，即便是更为彻底的全球化（即超过当前的全球化一体化程度），也不可能使一国央行对于通货膨胀的动态失去控制。不过，Woodford主要是基本模型分析，还未能提供足够的经验证据。
　　美联储主席Bernanke（2007）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美联储影响金融环境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为分析金融环境及其决定因素添加了一个复杂的维度，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它考虑进来。既然全球化并没有限制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国内金融环境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各经济体之间的长期利率和主要资产价格有如此高的相关性？一个解释是各国央行对同样的全球经济冲击（比如石油冲击）做出了相似的反应，另一个解释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别国的收益曲线和资产价格。关于全球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全球化的因素确实会影响通货膨胀。然而，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在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低廉商品的同时，其强劲增长也拉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
　　Taylor（2008）认为：尽管许多人都说全球化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这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无论是汇率传递（pass-through）的减弱，更为平缓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过去1/4世纪的反通货膨胀，都可以用全球化来解释。但这使得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讨论陷入混乱。根据泰勒的说法，没有全球化，货币政策也能做到以上这些。

　　总的来说，把近期的低通胀和全球化联系起来的企图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全球化确实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它似乎还没有重要到会影响一个国家通货膨胀动态的基本结构和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的程度。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低通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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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开放度越高菲利普斯曲线就越平坦？
　　Razin & Yuen（2002）提供了一个将封闭经济菲利普斯曲线扩展到有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中的情形。结果显示，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主体平滑消费的行为，提高了垄断竞争供给者之间的策略互补性，因此价格刚性增加，放大了产出对名义总需求冲击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菲利普斯曲线更加平坦了。此后，和Razin & Binyamini（2007）的研究延续了上述分析，并且指出在开放条件下，以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为基础的二次福利损失函数中，政策制定者给予通货膨胀以更高的权重。
　　然而，Romer（1993）和Rogoff（2003；2006）的前述分析却意味着在开放条件下，菲利普斯曲线会变得更加陡峭。Temple（2002）对Romer的批评就从开放度和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关系入手，他的经验研究没有发现Romer预言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的开放度越高菲利普斯曲线就越陡峭。Ball（2006）和Bernanke（2007）对Rogoff的批评也牵涉到这一点，因为现有的大多数经验研究都表明，在目前全球化进程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背景下，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了。
　　最近，针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经济开放和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对不同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的重视程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在经验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共识是，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最近十多年来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一方面意味着扩张政策可以较大程度地提高产出和而仅以很少的通货膨胀为代价，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高通胀一旦出现，治理过程就要以更多的产出和为代价，即“牺牲率”提高了。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五）重新审视滞胀
　　最近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有人担心会出现全球性滞胀。那么，到底什么是滞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滞胀呢？这和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增长与通胀之间存在着一种替换关系是矛盾的吗？
　　197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局面，被称作滞胀。由于1973和1978年发生了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形成了负面的总供给冲击，因此，主流观点一般认为，滞胀的主要原因是负向的总供给冲击。如图3所示，经济初始的均衡点在A点，负向冲击使得总供给曲线从位置1移动到位置2，新的均衡在B点。与原来的均衡相比，这意味着产出减少、失业上升和物价上涨。
　　近年来，随着油价持续走高，负向总供给冲击和滞胀之间的联系再次被学者们纳入视野。通过进一步澄清事实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Barsky & Kilian（2001）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两个重要质疑：首先，在1970年代OPEC石油涨价之前，已经明显出现了其它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的情形，这种上涨并不是任何特定供给冲击的结果，而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繁荣引发的；其次，石油冲击会导致衡量总产出的价格指数（比如CPI）的上涨，然而，它对衡量增加值的价格指数（GDP缩减指数）的影响并不清楚。一个简单设定的模型显示，油价上涨可能会降低GDP缩减指数，传统观点并不能解释GDP缩减指数的行为。同时，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滞胀的解释：货币政策的扩张和紧缩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模型显示，不借助于任何外部总供给冲击，货币波动本身就能产生显著的滞胀，而且这个模型还能解释包括石油在内的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这一结论有很强的政策含义：首先，如果滞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波动，那么，称职的央行完全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其次，包括石油在内的工业投入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因此，很多时候的油价上涨并不反映供给者的政治图谋，而是反映了整个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有时候也许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过热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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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tek（2006）最近的研究把滞胀和货币体制变革联系起来。在一个动态随机模型中，货币当局有实施暂时冲击和长久体制变革两种政策手段，由于信息粘性的存在，企业无法立刻区分二者，只能通过解一个信号萃取问题来进行决策。实施货币体制变革的可能性增加了货币波动制造滞胀的能力。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货币体制平均每十年变革一次，那么，滞胀发生的概率为76%。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透明的中央银行和稳定的货币体制将杜绝滞胀的发生，相反，不甚明确的货币体制变革会延长经济主体的和适应过程，这会导致产出和通胀出现较大波动，从而提高滞胀出现的概率。
　　
　　三、滞胀离我们有多远
　　
　　从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来看，增长与通胀之间存在着多重组合关系。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这一点开放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一些解释（主要是解释低通胀），当然也还有争论；增长与通胀之间存在正常的替换关系，控通胀必须抑增长，这是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所包含的内容，如果是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紧张，“两防”（防通胀、防过热）抓住一个就行了；唯一难对付的是低增长高通胀，甚至是滞胀，对此，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负向总供给冲击都给予了一定的解释。
　　正是由于增长与通胀组合关系的复杂性，使人们对于通过抑增长来控通胀的做法产生了怀疑，担心中国出现滞胀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强。那么，滞胀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
　　就引起滞胀的原因而言，前面主要强调了负向的总供给冲击以及货币波动，此外，还有几条也很重要：（1）实际工资的刚性。这种刚性越强，就越可能产生滞胀。美国的经验表明，在同样的货币政策规则下，由于实际工资刚性，会导致产出下降更多和通胀上升更多。（2）价格管制恶化了供给，导致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比如，美国政府对汽油的价格控制使1973年和1979年的汽油供应两度出现紧张，以致人们排长队购买。（3）不稳定的通胀预期推波助澜。与货币波动相关的是人们对于货币当局的不信任，未能形成稳定的通胀预期，从而导致价格的轮番上涨。这也是为什么理性预期学派会兴起，为什么后来的真实经济周期学派强调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以及政策的透明度、可信度。所有这些都表明，应对通胀应把预期因素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通过分析滞胀的原因，我们发现，供给冲击与工资刚性涉及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因素，而货币波动、价格管制与通胀预期都与政策面的因素相关。
　　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目前发生滞胀的概率很低。
　　1.客观地说，在未来一段时间，“胀”不可避免，但出现“滞”的可能性很小。通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各类要素成本会上升，这是正常的价格调整，会推动通货膨胀。另外，国际上粮食价格上涨，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这会导致输入性通胀，也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缓解的。因此，面对国内外的影响因素，对于抑制通货膨胀要有长期打算，不能指望在短期内把通胀压得很低。这既有国内政策可能较难化解外部冲击的问题，也有要实现过低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要付出更大代价的问题。因此要容忍较高的通胀。增长方面，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4%，全年维持在10%以上没有问题。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最新调整的预测数，2008年与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均接近10%。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根据以往的经验，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及美国IT泡沫破灭期间，大部分经济体都出现了衰退，而中国却有较好的表现,这表明，面对外部冲击，中国自身的回旋余地很大。再有，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很大程度上还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因此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过于担心“滞”的出现。
　　2.本轮通胀的主因还是需求拉动（张晓晶，2008；汪红驹、张晓晶，2008），而不是负向的供给冲击。从全球看，粮食生产、石油供应基本正常，全球粮价油价的上升主要是需求面因素带动的，这和过去5年全球保持强劲的增长有很大关系。但未来几年，由次贷危机冲击引起的美国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总需求会下降，通胀压力也会随之减弱。比如最近，由于预期美国经济更加不景气可能导致原油需求减少，从而引起国际油价下跌，就是较好的证据。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3.关于实际工资刚性，尽管现在有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建立，但总体来讲，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过剩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工会的力量还较弱，从而中国出现实际工资刚性的可能性较小。
　　但从政策面看，我们需要审慎果断地采取对策以避免滞胀的发生。
　　首先，总需求管理还是必要的，从紧货币政策不能动摇。在治理通胀上要有决心，不能走走停停，要给公众可置信的承诺，从而稳定预期，防止出现加速通胀的预期。沃尔克时期的美联储之所以出现货币政策失误，就是与它的走走停停有关。比如在高通胀的时候采取从紧的政策，而看到一些经济指标的下滑，就慌忙放松，从而公众认为政府难以将通胀控制住，形成通胀预期，最终出现了通胀的螺旋式上升。现在国内市场上有悲观情绪，认为可能出现滞胀，呼吁放松货币政策，这恐怕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忽紧忽松的政策只会丧失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让市场对控制通胀失去信心，从而重蹈美国1970年代的覆辙。一个稳定的、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锚定（anchor）百姓的通胀预期，避免滞胀。
　　其次，防止滞胀，仅仅是需求管理是不够的，还要在供给上做文章。一方面，要重提“以粮为纲”，稳住粮价及相关食品价格；另一方面，面对国内企业利润水平的下降这既有各类要素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有需求特别是外部需求减弱的因素，要有意识地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在税收方面，可以结构性减税），防止多重因素交叠导致微观企业的活力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再次，更多采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应对当前的通胀。价格管制是形成滞胀的一个原因（尽管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此，面对当前的高通胀，要更多地考虑采用市场手段来解决。价格干预措施有很大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会减弱微观企业的激励，从而在宏观上恶化供给。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能源资源甚至粮食价格调整，这样既会抑制需求，又会刺激供给；同时一个较合理的比价关系和较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将会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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